从“五四”出发寻找真与美
从“五四”出发寻找真与美
——2007年4月16日在重庆涪陵五中讲
作者：傅国涌
文章来源：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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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五四”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是对于“五四“的理解存在着很多误区。我概括一下主要的误区有三个：第一个误区是将“五四”狭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并且火烧了赵家楼那一幕。第二个误区是将“五四”单一化，或者说做一元化的理解，把“五四”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一个运动。第三个误区是把“五四”政治化，把“五四”和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捆绑在起来。
真正的“五四”是什么呢？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概念。“五四”决不仅仅是1919年一批学生上街游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五四”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的变迁。它的起止日期，大致上从1914年、1915年开始，到1924年、1925年落幕，前后大约十年时间，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时期，期间中国发生了好多事情，它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讲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民营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在1914到1921年，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民营的银行都是在时代窜升起来。“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它是文化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而且还是社会的“五四”。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这些话题在“五四”那个阶段，在公开的报刊上都有广泛的讨论。所以，我想说，“五四”是一个完全的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传统，而是引入新的思潮，五花八门的思想资源。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通常所说的“先秦”，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那个时代，也可以叫做“诸子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星斗璀璨，创造了最耀眼的文化，简单地说，诸子百家之后，2000年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学者们都只是在解释诸子的经典。包括宋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只不过解释了一下“四书五经”，只不过他解释得好，所以他自己也成了“朱子”。到了明代，出了一个王阳明，因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有些心得体会，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事实上也只是沿着儒家的经典进行了一些新的解释，他就成了整个明代最“牛”的思想家。
我记得历史学家陈寅恪讲过一句话，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
覆去，东抄西抄。这几十本书基本上都是先秦时代人们的创造，其中肯定包括了《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这些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是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社会理想都有同等的表达机会，所以创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荣。那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世就没有一个“天下定于一尊”的标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归结到了儒家一条线上，而且长期以来对儒家进行不断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释，文化的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限制。从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只能够在儒家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过一辈子，最多有一点儒道互补。什么叫“儒道互补”？说白了，就是在现实生活种选择儒家，在业余生活中选择道家的“逍遥”之说。在得意的时候，进而做帝王之臣、帝王之师，在失意的时候，学道家做隐士，钓鱼、种地、种菊花……陶渊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桃花源可以去追寻，还有地方可以去垂钓，做隐士正是对儒家失意的一种补充。儒道互补的这种格局几乎涵盖了中国两千年。
传统的科举取仕制度起源于隋朝，到1905年废除，绵延了将近1300年。在这1300年当中，和这1300年之前，中国的读书人都逃不出儒、道二家的学说。“儒”是主体，“道”是补充。实际上，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已停滞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刻就结束了。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四”时代。为什么在“五四”这个时代会再一次地出现百家争鸣？这是有历史的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西方国家虎视眈眈，中国这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一条出路是什么呢？从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知道，第一条出路叫“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人家的技术——坚船利炮，你有枪，我也有；你有炮，我也有；你有军舰，我也有。第一步我们学的是人家的技术层面，产生了洋务运动，包括建立了北洋舰队。但是我们有了相同的舰队，相同的炮，在甲午战争中还是惨败于了一个蕞尔小国、一个从未放在眼里的岛国日本。中国的有识之士，朝野上下，由此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要在技术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这就产生了“戊戌变法”。大家知道，“戊戌变法”真正的高潮只有103天，也就是“百日维新”。这条路还是有没有走通。变法的失败连接着后面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样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耻辱。连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都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路上饱经风霜之苦。这种苦是深宫之中养尊处优的她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有了这样一番苦头吃下去，所以到了1900年，当她有机会重返北京时，她决心接过光绪帝在1898年变法的衣钵，开始晚清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广开学堂等。如果没有慈禧的这些举动，我不知道中国近代学堂的起点会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学校，也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就是在慈禧那个时候开始的。它奠定了近代学堂向西方学习的模式，奠定了基本的学制——小学、初中、高中。而且她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特别是1906年搞了一个“预备立宪”，现在我们称之为晚清宪政。当时她搞宪政当然是有各种原因，比如迫于压力，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命运，可能带有欺骗性，但无论她有什么样的动机，主观上的动机我们都不管，从客观上，它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慈禧太后的评价也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她也做过一些有利于历史进步，客观上推动历史进步的事情。由于当时外有民族危机、内部矛盾丛生，种种问题，最终导致慈禧死后不到三年，武昌一声枪响，一场不成气候的小规模革命就把绵延了267年的大清王朝颠覆了，而且把绵延了2000年的帝王一统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间翻了个个儿。从此之后，任何人，不管你是枭雄袁世凯还是张勋拥戴的宣统帝，无论你是什么人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称王称帝都不可能得逞了。我们知道袁世凯称帝只有83天，张勋复辟只有12天，也就是说帝王一统山河的模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了。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那么，“五四”的主题仕什么？它的起点在哪里？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一个标志性的刊物，叫《新青年》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9月，最初叫《青年》杂志，因为它与上海一个教会的杂志重名，教会提出交涉，有版权问题。就像这个《读者》杂志，前面叫《读者文摘》，美国也有一个《读者文摘》，美国人要跟你打官司，所以《读者文摘》就变成了《读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办了半年之后，《青年》杂志加了一个字，变成了《新青年》杂志。与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青年》杂志差不多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在遥远的美国，一批留学生，他们学习不同的专业，有学文学的，有学气象的，有学化学的，有学物理的，他们在1914年成立了叫“中国科学社”的小团体，创办了一家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对自然科学）《科学》杂志，这个《科学》杂志和《新青年》杂志遥相呼应，比翼双飞，一个在太平洋的彼岸，一个在中国大陆。两个不同的杂志，不同的定位，它们追求的东西却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的主题概括六个字“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实际上，科学的观念更多是由《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来阐述的，陈独秀阐述更多的可能是“德先生”，打的旗帜主要是“德先生”。由于《新青年》、《科学》杂志的出现，中国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或者说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寻找“真”与“美”的道路。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起点往前走，中间不发生民族危机，不发生内战，不发生动荡，我们的道路到今天可能已经走通了。至少我们已经成为在亚洲数一数二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都领先于亚洲的国家，已经没有问题。
“五四”在根本上说，就是重新寻找方向，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五四”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求真、求美，这个起点对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起点。我们的前辈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起点，找到了把古老中国带入一个近代文明中国的最好的一个切口。先说求真，我们知道，陈独秀一度最欣赏的是法兰西文明，他最喜欢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博爱”，他是法兰西文明的儿子。另一个“五四”的巨人蔡元培先生，他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点翰林，可以说在他年轻时代就走完了中国科举时代最好的那条道路，达到了顶峰，这条道路对他来说非常的顺利，中间没有什么疙疙瘩瘩、坎坎坷坷，像他这样从科举道路走出来的读书人，本来完全可以在大清王朝的格局里面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的前面铺满了玫瑰花。但是我们的蔡先生没有选择这样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相对曲折、相对不容易的道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洞察了清王朝没有变革的诚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毅然南下，告别朝廷，走上了民间办学的道路。先是到了他的故乡绍兴，后是到了上海，办了一系列的学校，然后他在中华民国创立的时期，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创办教育的经历，作为一个教育家兼革命家，他成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也就是在蔡元培手里，给中国新的教育体制正式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的“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类似这样的体制都是蔡先生一手建立的。蔡先生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极大。当然他当教育总长的实践非常短暂，加起来前后也不足6个月，但是时间不是问题，刹那可能就是永恒。蔡先生后来留学法国、德国，以他旧学的根基再到西方去寻求新的资源，研究西方文化，学习哲学、伦理学、美学，欧洲文明给他的滋养使他成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等到1916年北洋政府邀请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进士、翰林，而是一个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对西方的知识非常熟悉，他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就是得过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洪堡在欧洲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最早提出了三个自由，他认为一个大学要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思想自由，有了这三个自由，这所大学一定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没有这三个自由，给再多的钱，这所大学也只能办成二流、三流、四流的大学。蔡先生最佩服19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洪堡的这句话，他把洪堡的理念搬到了北大。正因为有了蔡元培这样的校长，北大第一次实现了现代转型。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叫做京师大学堂，那是1898年戊戌变法唯一幸存的一个产物，其他东西都被连根拔掉了。这个京师大学堂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它只是培养候补官员的一个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养成所，来读书的人以官僚子弟为主，吸鸦片、逛八大胡同。进入中华民国，到了严复当校长的时候，这个北大也是个不成气候的大学。所以，蔡元培最初接任北大校长是有犹豫、有困惑的，要不要去北大它内心是有过矛盾，他最后选择了去。如果他不去，北大很可能成不了中国最有名声、最有传统的现代大学。蔡元培去了，北大就变了，有时候一个人能改变历史。
蔡元培到了北大，北大和《新青年》就有了结合的机会，因为蔡元培有着兼容并包的胸怀，有着现代大学的理念，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着中西合璧的知识背景。他到了北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招聘教授。聘什么样的人来教书呢？按照我们现在的大学门槛，第一，博士学位，名牌大学的，最好是海龟，洋博士。像胡适那样，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今天要进北大恐怕也不大可能。但是蔡先生与众不同，他招聘教师的眼光要远大得多，他是唯才是举，你有本事就可以，什么学历、门槛都没有。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人叫梁漱溟，现在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文化大师了，但是蔡先生请梁漱溟的那一年他只有24岁，高小文化，只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根本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北京大学要开一门印度哲学的课，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有人说《东方杂志》有人写了一篇《究源决疑论》的文章是谈印度哲学有关的问题，蔡先生找来一看，觉得写得不错，于是就把这个人找来了。蔡先生要请他来北大做讲师，梁漱溟不敢来，他说自己不懂印度哲学，蔡先生说你不懂没关系，学生都不懂，你跟学生一起学吧。他就答应试一试。结果，梁漱溟俨然成了印度哲学的专家，写出了印度哲学的书，再后来写出了震惊中国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震惊一时。第二个例子是蔡元培请了陈独秀，请他不是做一般的教授，而是做文科学长，也就是今天的人文学院院长。当时的北大只有两个科，文科和理科，后来加了一个工科。文科学长等于就是校长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蔡先生第一次找陈独秀，陈独秀也不敢来，那时候陈独秀37岁，正在办《新青年》。这个蔡元培居然“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报到教育部，说陈独秀在日本京都大学获过硕士学位，在安庆大学做过教务长，在安徽另外一所学校做过校长。其实有一些对，有一些不对，他曾经在安徽的一所学校做过教务长，没做过校长，但是跟这所学校的创办有关，因为他曾经做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是一个行政官员。至于他的学历，他曾经多次东渡日本，但是没有在一所大学拿到学历。读了三所学校，一所大学都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学历，也没有领导过高等院校经验的人。但是蔡先生就敢这么做，教育部很顺利就批下来了。陈独秀就顺利地来到了北大。今天看来，也许我们会觉得蔡先生所做的事情都有点问题，但他不是为私利，他是为北大，是为教育。陈独秀来了之后，就把《新青年》杂志的大本营搬到了北大。
有了蔡元培，有了陈独秀，蔡元培和陈独秀还引进了大量的新人物，包括周作人，包括从美国回来的胡适，还有自然科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李四光、翁文灏等地质学家，还有法学家王世杰，这些人都被引进到了北大。蔡元培入主北大以后，迅速成为一个起点非常高的现代大学，被世界所瞩目的大学。有了北大，有了《新青年》，有了在大洋彼岸创办、1917年已搬回上海的《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整个“五四”时代，在文化上、在学术上我们的起点已经非常高，所有的追求指向的目标主要是一个字“真”，追求真理。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经济也是在那一个阶段开始起飞，洋务运动时代，中国的企业都是官办的企业，什么轮船招商局，什么江南制造总局，许多造船厂、兵工厂，这些都是官办军工企业。真正民营资本发展是在清朝末年，但是得到大发展的机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的产品无法运到中国，中国的市场就出现了高度的物质短缺，就给了中国的企业家们、银行家们一个重大的机会，从1914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年，中国出现了许多大企业、大工厂，比如说，我们知道无锡的荣氏家族，他们的第一个企业是1900年到1902年在无锡创立的面粉厂，但是他们真正的起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上海一下子办了无数的面粉厂、纺织厂，成为“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另一个有“棉纱大王”称誉、留美归来的穆藕初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业。被毛泽东叫做“化工先导”的范旭东，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天津塘沽办久大精盐厂（后来办永利碱厂）也是在1914年。从银行方面来说，当年有名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他的创始人是从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光甫，只有二十几岁，年纪轻轻，没有资本，东拼西凑，筹集了大概七万两银元，就自己办了家银行，仅仅三年时间上海银行成为一个大银行。在天津，一个叫周作民的人，利用军阀的资本创办了一家有名的民营银行，叫金城银行。他们两个人被称为“南陈北周”，是中国金融史上很有名的巨头。这些企业、银行都在“五四”这个时期出现，其实就意味着现代的文化教育、现代的经济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或得到成长，中国人从科学民主的角度、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开始追求一条现代化道路，在这个时候就已粗具基础，小有规模。这是一个方面——求真、务实是“五四”的反向。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3-23 02:55 A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