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丹先生做了一些令人头痛的工作，把以前典籍上记载的东西又翻了出来，打破了PE在中国扩张的美梦。中国从日本引进的“体育”概念指代PE内涵，那为什么会成为宏大的总概念呢。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告诉了我们答案：“日本的教育对“南京大屠杀”及韩国慰安妇的问题在教科书里已经慢慢的消失，日本这种教育方式会让日本的孩子们再过二十年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忘掉慰安妇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作法，我们是让孩子们牢牢地记住，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学文学的人要去做的事情”[12]。当前的体育教科书早已消失了“体育”作为代表PE内涵的唯一所指。本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体育”早就成为宏大的概念了，必须承认它是从教科书开始的，要不是韩丹先生重新翻了一些旧东西出来，本人一定会认为“体育”在指代PE的同时，还指代各种意识形态内容（如Olympic Games、Play等）。很显然，以后的体育学者都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是这样阐述的，而我们当前的应试教育正逼着我们去背这样玩意，从意识思维的层面上进行“洗脑”，将我们青年一代认为的体育扩充为具有宏大内涵的“体育”。
巴金先生表达过一种观点：“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5]中国人的“变通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很微妙，它能够让民众在一种真实的情境下去信任一切所谓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小孩天真无暇的发问面前又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变通术”要不得，关键就是由这种“变通术”产生的结果并不令中华人民满意，号称“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中华猛士将身体作为抵挡西洋枪炮的武器，那些中华猛士认为自己“神功护体”，所以他们就“刀枪不入”了，就像巴金同志所说，“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5]。那么，感受我们周围的空气，反思中国人如何将日本人改造的“体育”概念转化为当前所谓的体育广义内涵的，一切是那样的毫无理性却又义正词严，那样的不堪一击而又名正言顺。应该认识到，当前体育学界这股潮流并未过去，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越来越多的稀奇古怪的人类存在方式被纳入体育范畴，以蓬勃之势向前翻滚。韩丹先生的抱怨不正呈现出了此中玄机么：“没有一套规范化的术语概念，你吹你的号，我喝我的调，你说玩蟋蟀是体育，他讲斗鸡也是体育，“百鸟争鸣、百花竞放”，热闹倒是热闹，但，这能是体育的科学化吗？能真正地发展体育理论和体育科学吗？”
中国人的“变通术”固然没有日本人的“变通术”厉害，对于英语国家的PE，日本人是如何“变通”的呢？
3 日本人的“变通术”
第二次日本教科书事件再度使国人愤慨。日本右翼势力能将侵华事实讲“活”，这种将“死的说成活的”、“黑的说成白的”本领固然可畏，亦能从中把握日本人“变通术”的精髓所在。应该注意，与其说日本右翼还不如说日本人，右翼势力并不表示那么几个闲得发慌的日本人在捣蛋，而是存在促使其成长的社会土壤。小泉敢于承受世界人民的道德压力且毅然于敏感时空环境中参拜靖国神社，实属无奈，他必须对支持右翼势力的日本人民的诉求做出应答，让那些献给游离于靖国神社的民族英雄幽魂们的新年祝福，寄予小泉的肢体和日本天皇的荣耀挥发出来。日本人“变通术”的可畏之处在于事物的本性也是可以变通的，比之中国人的“畏首畏尾”，日本人则“肆无忌惮”，放开来多了。
日本人对PE内涵的认识无疑受其影响，想必也历经中国PE内涵无限扩大的过程，从韩丹先生对日本体育术语和概念移植的归结中亦能“窥斑见豹”。“总的看，这些定义都比较宽泛，川村英男认为有计划的身体运动，有益于提高生活能力的就是体育，范围很宽，而且“生活能力”也很难说清楚。”“体育也应当从宽泛的社会范围向专门化缩拢，“把体育限定在学校教育的范围之内”，这的确是体育的发展方向，是体育的返本归真，这是本世纪体育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日本的体育正在向教育领域收缩”。这其中，我们感受到日本PE内涵正随时空环境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正如“理论和实践变化了，概念或概念的表述也会随之变化和创新，但创新又并不一定改变表述概念的词汇，即使还用原来的词汇，由于实践发展了，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对词汇和概念的理解和解释也就进步了”[13]。我们亦可将PE内涵在日本的发展看做一个辨证发展的过程，它经过了内涵无限扩大又逐渐缩小的过程，按韩丹先生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PE内涵在日本发展至少表现为3个阶段：（1）PE起源并在美国得到发展时，日本迅速引进，普遍认同“体育”代表PE唯一所指；（2）体育内涵的无限扩大作为日本PE概念异化的结果呈现，干扰日本体育的发展视界；（3）理性的回归促使日本体育内涵“返璞归真”。那么，日本人“变通术”较中国“变通术”厉害许多，为何却能在关键时刻“重识自我”？
答案在60年前已然明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但美国对远处东方世界的日本文化性格不甚了了，遂发动学界力量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切中肯綮，在该份报告披露的众多观点中，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抛弃这种方针。”[14]重要的观点当然逃脱不了体育学人的视野。关于日本人改造体育的成就，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李力研研究员写过专文讨论，题名为《日本体育就是日本体育——对日本体育现象的一点看法》，其中述及：“日本人的天资一点也不高，但日本人的一个好处就是谦虚与学习，认准了别人的长处，改头换面，革旧图新。”[15]
这个观点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失实效，和平时期的日本企业还在延续这种文化，我们通常能在日本企业处理客户投诉事件的态度上窥得全貌。代表企业文化形象的维修工、销售员、项目经理等日本民众，应答客户的第一句话即是：“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或“对不起，这是我们的错！”对错尚未分明之时，即点头哈腰疾呼自己错了，这是什么道理。由此可以想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民众在科学理性面前更具承认错误的勇气，以致于“他们就可以抛弃这种方针”，“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结果是在日本国上下风行一种“认错”文化。“认错”文化的缘起、发展与蒸腾将多元、繁杂、异质观点搀和在一起，聚焦日本民众看待实际问题的视界，在通往“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的建设道路上减少不必要的精神消弭，将有限的时空资源用在刀刃上。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的“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坚毅勇气和实际行动，促使日本形成类同美国社会“契约”精神的文化气质，为调配自然资源的使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且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有点“邯郸学步”的意味。
有学者提出：“因为了要学兼中西，所以劝人“不必以殚见洽闻为贤”。同样他见得西文难于东文（日文），所以他又劝人读西文不如读东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我想晚清以来，西洋文化之介绍于中国以留日学生之功劳最大，大约是由乎张氏之赐。然因此之故，中国之所谓西化，乃是间接，而非直接。”“其实梁氏所责备于留学者，正是张氏所盼望于他们。其原因就是因为他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忘记了学问的门类到这么多，能够专精支流百出的西学中一件，已有不容易事，何况要学贯东西。他忘记了直接去学西学尚恐不能窥其全豹，何况以日本人手中所得来的西学。他更忘记了日本既能直接去学西学，中国人安有不能之理。自暴自弃，一至于此，学之浮夸，可以想见！”[16]中国向日本学习“倒过手”的现代化，想必“取之精华”，未必“弃其糟粕”，日本人厉害的变通术无疑其中。结果不能满足预期的事实，表现在体育概念问题上，存在两个思维拐点：（1）在本文“日本人如何将PE概念转化为日本人所谓的“体育”的”这一追问中，日本人当然避免不了概念内涵泛化的危险，但“认错”文化却着实帮了日本人一把，一切又“重回故里”。相比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物质现代化水平并不等同于精神现代化水平，概念内涵的精准移植并不代表拥有类同“纠谬补正”式的过滤系统（“契约”精神和“认错”文化），以致窥得皮毛，却未习得精髓。日本PE概念内涵的泛化现实在中国大地得以“生息繁衍”，而恰恰中国又未自觉生成类似美国“契约”精神和日本“认错”文化的精神气质，将异化趋势予以消解。（2）在本文“中国人如何将日本人改造的PE概念转化为当前所谓的体育广义内涵的”这一追问中，中国人的变通术又将希望的火花熄灭在滥觞的原野。行政的“独尊儒术”遭遇因概念问题引发的思维混乱，到头来是：不改不行；民间的“和而不同”遭遇谁也不屑于谁的尴尬，到头来是：怎么来也不行。情势一长，也便形成一种“鲜得一见”的光景，概念混乱亦阻挡不了学科发展的蓬勃态势，“你吹你的号，我喝我的调，你说玩蟋蟀是体育，他讲斗鸡也是体育”，亦为中国体育科学的独特审美意境。
诚然，美国是日本的师傅，美国人的变通术又当如何？
4 美国人的“变通术”
日本人的“变通术”固然没有美国人的“变通术”厉害。美国无愧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第一大国称号，他们的“变通术”世界第一，无人能及。美国政府一向对外宣称美国不虐待俘虏，但一些美国兵却不按美国政府的意愿办事，经常虐待俘虏。美国政府的逻辑更有说服力：美国政府不虐待俘虏，美国兵不代表美国政府，所以美国兵可以虐待俘虏；美国政府宣称美国不虐待俘虏，但不表示美国兵就不可以虐待俘虏。
日本人“变通术”的危机有“认错”文化予以消解，美国人“变通术”的危机有“契约”精神与之缠绵，美、日现代化进程中有文化理念为之保驾护航，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幸运亦是一种必然。我们应该看看美国人“变通术”和“契约”精神发生撞击交融之后，都生产出了一些什么：法国人首先提出了L’Education physique概念，美国人定为PE，将其发扬光大；“发源于法国的迪斯科特克娱乐场所，后来盛行于世界各国[17]”的法国大众文化娱乐形式，被美国人整成了20世纪80年代风靡于世界的迪斯科运动；在中国生产的运动装备（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非得在国外绕一圈回来才卖的紧俏；中华传统文化花木兰被好莱坞演绎精彩……
美国人的“变通术”并非难以习得，事实上同处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就已经出现过许多成功的例子：“韩国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本属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端午节作为他们民族的节日。许多年前日本的一位武术家曾口出狂言：10年后，太极拳的中心会在日本，而不是中国。”[18]隐藏其背后的是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落后的事实，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即是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我们需要承认落后的勇气（认可日本“认错”文化），不应当在失败之后渲染一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说辞；需要彼此认同对方的气质（认可美国“契约”精神），不应当在科学理性面前表现一种“谁也不屑于谁”的个性。如果时间与存在证明中国体育总概念的形成是如此的简单和愚拙，让它成为历史的转折，正如李力研先生的感言：“我甚至隐约觉得，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除非中国实现不了现代化。[15]”难道中国正重蹈日本PE概念的发展轨迹么？
5 “下里巴人”的“变通术”
日本人敢于变通美国人的PE，美国人敢于变通法国人的L’Education physique，为什么中国人就不敢于变通呢？百年前信奉日本，推崇日本“倒过手”的学术，二战美国送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发觉还是美国人的学术管用，又开始狂奔追逐美国人的“变通”本领。体育的总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形成的，用“官路子”解释不了，何不尝试“野路子”。一种荒唐的、关于当下中国各种力量体认为的多元体育到底是什么的解释：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意识形态约定俗成的圈定。如韩丹先生所说，“希望有志于体育科学建设的青年学友们的积极参加”，体育争鸣也并非权威人士或老一辈的专利品，更不是“一言堂”学术，让一些幼稚、肤浅的青年学者参与其中，并非一种不好的可能性，至少它能够表达青春激情的涌动和汹涌澎湃的热情，昭示着未来中华崛起的希望。似如鲁迅先生之言：“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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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大江健三郎.致北京的年轻人[A].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第三辑）——思想的魅力[C].（第二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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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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