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荫下的岁月 [转]
蔡鸿生，收入纪念校庆八十周年之《校影》一书。
榕树乃岭南嘉木，植于村口塘边，郁郁葱葱，荫护着一方水土，在民间享有盛
名。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其生态和象征，作过意味深长的记述：
榕，叶甚茂盛，柯条节节如藤垂。其干及三人围抱，则枝上生根，连绵拂
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此数四，枝干互相联属，无上下皆成连理。其
始也根之所生，如千百垂丝，久则千百者合而为一，或二或三，一一至地，如
栋柱互相撑抵，望之有若大厦。直者为门，曲者为窗牖，玲珑四达，人因目之
曰榕厦。
榕，容也。常为大厦以容人，能庇风雨。又以材无所可用，为斤斧所容，
故曰榕。自容亦能容乎人也。
康乐园夹道植榕，根深叶茂，庇荫行人，是中山大学的一大景观。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中大人，我在榕荫下已度过五十年的岁月，欢乐和迷惘兼而有之，幸
好未曾沉沦。经历过风风雨雨，又迎来了丽日蓝天。在今、昔、情、景交融中，我
深深地感到，榕厦就是母校，母校犹如榕厦。她能自容，能容人，也就能容乎人。
如今四个校区，一派生机，欣欣向荣。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力中，中山大学的
明天必定更美好。
一、摇篮曲
我于1953年深秋来到康乐园，开始了难忘的大学时代。
195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朝鲜战争结束
了，大学院系调整完成了。对青年学生来说，尤其深受鼓舞的是，就在同一年，毛
主席发出“三好”的号召：“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犹如一阵春风
，无论宿舍、课室还是饭堂，到处都见到“三好”的标语，组成校园生活的主旋律
，令莘莘学子心花怒放。那种精神状态，借用屠格涅夫的话语，就是“青春站在街
垒上，它那辉煌的旗帜高高地飘扬”！
至今依然记得，在当年历史系的迎新会上，系主任刘节先生郑重介绍：“我
们系里拥有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
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随后又听到一些来自师兄师姐们的传
闻，才知道“二老”一盲一聋，但却具有非凡的智力。于是，在光荣感之外，又增
添了几分神秘感，至于他们的学问如何博大精深，则还茫然无知。有关沙弥问道的
事，那是后话了。
五十年代中期的康乐园，花木多，草坪多，林荫小道也多。但并非“曲径通
幽处”，而是大力提倡“文明生活”。周末和节日跳交谊舞成风，不会的也得学，
称为“扫舞盲”。学生除必修体育课外，还应参加“劳动卫国制锻炼”，包括短跑
、游泳、俯卧撑、单双杠等等，不达标不能毕业。宿舍夜间统一管制灯火，熄灯后
播轻音乐，催眠10分钟。舒伯特的《小夜曲》：“我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飘
去……”。事过多年，每当听到这段乐曲，犹如心灵触电，怀旧之情，油然而生，
似乎受到一种带有抚慰的激励。虽不能返老还童，仍企盼秋行春令，不知不觉地认
同晚年巴金的心声：“把从前的我找回来”！巴老真了不起，敢于冲破昏气，在夕
照中呼唤朝阳，豪情不减当年，确实难能可贵。让“花甲者”、“古稀者”向百岁
老人看齐吧。
话说回来，知识分子成堆的康乐园，毕竟不是安乐窝。这里虽无刀光剑影，却
有惊心动魄的口诛笔伐。1954年的“红学”风波，1957年的“反右”风暴，在榕荫
下“枪打出头鸟”，雏燕与老鹰纷纷坠地，折翅掉羽，令人寒心。“摇篮”陷入地
震了，初震之后有余震，余震又逐步升级，演成“史无前例”的1966年巨震。晕头
转向，岌岌危危。大势所趋，母校变脸成为干校，扎根英德茶场，我也跟着变了样
子。“三年一觉英德梦，赢得五七战士名”！可惜，骨脱不了，胎换不成，滚一身
泥巴后，依然本性难移，书生还是书生。回首当年，往事并不如烟。如今倘若带着
微笑回忆辛酸，还不如让它在朦胧中淡化。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的还是学园、学人
和学事，它才是永不褪色的。
二、学园缤纷录
历史系是学园的一角，在中山大学属于老系、小系和穷系。与大户相比，它是
不入时眼的。聊可自慰的是，这里虽有阴晴圆缺，其文化生态仍基本平衡，让人可
以正常地呼吸。我学于斯，教于斯，数十年间走过一条从学生到教授的路。抬头仰
望，对逝去的诸位师长，我既感且佩，我从心的深处点亮了崇敬的蜡烛。“先生在
日曾青眼，弟子如今也白头”（赵翼句），现在还不说几句谢师念师的话，更待何
时。
让我从说不尽的陈寅恪说起。这位盲于目而不盲于心的“文盲叟”，原本是讲
学著书两不误的。到1958年“拔白旗”，因被批为“误人子弟”，才愤而退出讲坛，
义无反顾地“颂红妆”去了。传世的《柳如是别传》，“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是陈寅恪学术生涯中一朵最后的玫瑰，既染血又带刺，绝不是销愁送老的闲言。他
在生时寄希望于“后世相知”，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未知“有缘者”是谁？也
许它会落得曹雪芹名著那样的命运：“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
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后人究竟会从
《柳如是别传》中看见什么，无妨拭目以待。我倒愿意让“红妆”与“红楼”相映
成趣，一个在“悼红轩”，一个在“金明馆”，异代同悲，耐人寻味。
比陈寅恪先生年长5岁的岑仲勉先生，逝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中华书局即将推
出（按，已刊行）多卷本（14种16册）的《岑仲勉著作集》，让学界一饱眼福。岑
老在世时，视弟子如子弟，令受业者如坐春风。他的传世之作，浩博厚重，我所涉
猎者，只是其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已。通过亲炙和浅尝，似乎从中可以归纳出“治学
三诫”。当然，这只是个人拙劣的剪裁，切莫以为如此这般，就算得其衣钵真传了。
一诫“专之过早”，请听他如何现身说法：“记得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
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即便进入专的途径，
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够全面展开，这恐怕是专之过早的
毛病吧。”（见《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二诫“望文生悟”，可谓语重心长：“史
之为学，不外摹写实状，故必先明了古今之社会实况，然后可以论史。失句误解，
以余涉猎，则古往今来著名之旧学家时或犯之，糟粕文言者更势在不免，离乎事实
之外而欲求其通，难矣。故欲明了古前社会者，必先了解古人文字，早挟成见（主
观），复凭参悟（演绎），皆论史者所当懔戒。”（见《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
三诫“断而不通”，这是他作为唐史专家对断代之弊的夫子自道：“历代制度、名
物，每更一姓，虽必有所易，然易者其名，不易者其实。甚至外族侵入，仍有相联
之迹（如唐府兵与元怯薛，特勤与台吉，莫离与贝勒等），故每论到典章、文物，
非徒略溯其始，抑且终论其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之‘断’。”（
见《隋唐史》编撰简言）岑仲勉先生这些苦口婆心的治学良言，现身说法，有为而
发，倘能深入信息时代的学子之心，浮躁的学风就可望得救了。
辈分仅次于陈岑“二老”的刘节先生，古道热肠，抱素守朴，在激烈的世变中碰一
鼻子的灰仍不回头。他“天真”得犹如赤子，一面挨批，一面诉说；“我的唯心论
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难怪人们笑他“不识时务”了。刘节先生是先秦史专家，
对《十三经》滚瓜烂熟。听到有的学生诉苦《周易》难懂，他就大开方便之门，每
周在家中为他们说《易》。这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义务劳动”，料不到“左”风一
刮，就变成“私人讲学”了，争夺接班人的“阴谋”了，又挨一轮批了。在历次政
治运动中，刘节先生真不愧经得起批的“老运动员”。他以“仁”为立身行事的信
条，深入骨髓。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就是他，仅仅是他，以67岁老
门生的身份，面对杀气腾腾的红卫兵，竟敢站出来代老师陈寅恪挨“斗”！像这样
的高风亮节，完全足以构成《新儒林外史》中悲壮的一回，流芳后世。
识时务而不趋时的，历史系也有人在，这就是清瘦潇洒的梁方仲先生。他出身清华
，专攻明清经济史，以研究“一条鞭法”扬名海内外。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史学界
集中探讨过五个热点问题，被誉为体现时代精神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农
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后者属于明清经济史
的范围，引起梁先生的特别关注。为了弄清基本原理，他根据英文本重新翻译了《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钻研甚深，对于当年学界削足适履的反
常现象，尤其是某些于无芽处强说芽的趋时文章，他反感而不反驳。只是洁身自好
，冷眼旁观“奉命找萌芽”者的表演。梁先生一身正气，不怕惹火烧身。在“拔白
旗”的喧闹声中，他劝青年教师不要乱起哄去批陈寅恪，从此便有一句梁氏名言不
胫而走，即所谓“乱拳打不倒老师傅”是也。这个理性的招呼，与“在战斗中成长
”的号召大异其趣，难免被传为笑柄。事过数十年，究竟谁好笑，历史已经作出结
论了。
有人戏称：陈、岑、刘、梁是历史系的“四大金刚”。按其道德文章，这四位前辈
都值得编成言行录，传诸后世。可惜，予生也晚，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是连缀一些
记忆的碎片，美其名为“缤纷录”而已。黑格尔说过：“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
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任何先师都是有局限性的，就算列位金
刚传诸弟子的是“祖师禅”，那也不意味着学术传流可以原封不动。任何东西不转
化就要僵化，学术传统也不例外。问题是如何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转化：创新，是
创造性的转化；趋时，则是投机性的转化。貌似神异，不可不察。一旦陷入“团团
转”的误区，“祖师禅”难免被“野狐禅”所取代，那就有负师教了。
三、榕荫随想
在今年元月出版的一本拙著后记里，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写了几句非诗非偈的
独白，现转录于此，借以束约随想的随意性，以免无边无际：
五十年前，史学新兵。
如今何物？康乐园丁。
有意求法，无术传经。
心归定处，拾穗榕荫。
坐冷板凳，娱乐升平。
坐在榕荫的冷板凳上，反思自己的“园丁”生涯，这就意味着对“历史教师”的是
非得失进行一次大盘点。无可自豪，乃是意料中事；翻箱倒柜，聊以自慰而已。求
其所感最深者，仅得两项：一是教师难当，二是历史难治。干了几十年，说的还是
ABC。没有办法呀，因为认识的起点和终点，同在一个圆圈上。
为人师者，执百业之一业，本来就是“百姓”。可惜，久而久之，往往“好为人师
”。一涉“好”字，该师就患职业病了。好表现，好训人，好指手划脚，好居高临
下，如此等等，都是病态。怎样防治呢？平起平坐还不够，要放下架子当学生，进
入对立面才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妨一试。传诵百代的“诲人不倦”，其实是片面
的，只强调主体的输入，忽略客体的接受，“诲”就变成“灌”了。育人可不是饲
禽，让“填鸭式”见鬼去吧。还是“教学相长”好，春风化雨，互动互补，师徒同
步前进。龚自珍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真是千古名言。
历史去今甚远，要雾里观花，谈何容易。“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李白句）。古今之间的历史视域，包含三重距离：时间、空间和心理。稍一不慎，
就会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叫唐太宗穿中山装！北京大学林庚教授之所以高明
，就在于他没有将李白的“布衣感”硬说成“人民性”。武则天多男宠，一直为后
世所诟病，骂她淫，骂她乱，骂她是老妖精。如果历史教师也跟着骂，那就太不专
业了。“读史者须知武瞾乃皇帝或女主，而非太后，既非太后，而是皇帝，则皇帝
应具备之礼制，武瞾亦当备有之，区区易之、昌宗、怀义等男宠，较之唐代之皇帝
后宫人数犹为寡少也。”根据唐代礼制，则天皇帝的男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区
区”而已！――陈寅恪如是说。
全面的历史观察，不可能在平面上展开。它触及四对关系：前后，左右，表里，动
静。犹如一座“立体交叉”，矗立于想像的空间。常言道：“让事实说话”，似是
而非。孤立的事实是哑巴，事实的组合才会说话。如何组合，大有文章。所谓“史
难治”，并非难在记，而是难在思。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师，无一不是以“思”取胜
的。司马迁如果不长于思，《史记》就会有“记”无“史”。为了起死人而活白骨
，历史教师要自己思，更要教学生思。“教师就是教思”，“史学就是思学”，我
把话说绝了，但愿能够绝处逢生。反正是随想，何妨姑妄言之。
我吃历史饭也算多年了，“三句不离本行”，自知积习难改。“行话”说多了，就
会产生排他性，讨人嫌，及时煞住为妙。为了做到有头有尾，下面还得浅议几句，
才能让个人随想向普遍性的主题回归。
多少年来，人们听惯了一句从十七世纪流传下来的洋话，“知识就是力量”（为了
搭配成对，又有所谓“时间就是金钱”云云）。如果把它放上理性的天平，就不难
发觉：“知识”也好，“力量”也好，其实都是中性的。它们自身并无倾向性，知
识可以是一种建设力量，也可以是一种破坏力量。关键在于定向，切不可作抽象化
的理解。本来知是知，识是识，识是知的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叫“有识之士”；有知之士并不高，有文化而已。衷心祝愿从康乐园走出来的学士
、硕士和博士，个个德才兼备，组成“有识之士”的光荣团队，为中华民族的全面
振兴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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