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堂入室大宗师
作者： 刘鲁嘉
我想，那些最终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思想与学术事业的学者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大约都会有过那种对学术还不甚明了的崇拜的经历。比如对那些学界泰斗与大师们如数家珍，对某某自己崇拜的学界名人只闻其名便会激动莫名。我想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可以谅解的吧。有时我也在内心里盘算着给中国文史哲的大家们来个“水泊梁山英雄排座次”。其实，做这样的无用功连我自己回过头来也会暗自发笑，因为做学问，特别是文科学问，很难说具有什么可比性。你能说季羡林比钱穆更优秀，或是李泽厚较王瑶更渊博？确实是无稽之谈。基于此，社科院才没有院士这一说法。如此那些大师们倒可以在一片云山雾罩之中相互佩服，相敬如宾了。否则真不知要闹出多少同类相残、文人相轻的事情来。然而，前面讲的也不绝对。既然学界有季羡林、李泽厚这样的人，当然也就有默默耕耘在大学讲坛上的一般学者。古人早就讲过，做学问自然有个登堂入室的过程，大师与一般学者确实有着境界的差异与质的不同。这里，我斗胆将做学问的水平划分个档次，给中国的那些大小学者们洗一洗牌，也算是一家之言。
这做学问的第一个档次，应该是教书匠。其实，也许它还只能算第零个档次，算预备阶段。因为学问一旦要“做”，便不能不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教书匠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知识传播者的形象，就一个教师而言，他是完成任务了的。他们基本无法系统地提出自己就某一问题的新观点，新认识，也基本无法旗帜鲜明地参与学术界的大讨论。然而，一个好的教书匠，能做到全面而系统地讲授已成定论的基础知识，基本规则，在教学上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他们虽然无创造，但却可以把别人创造的东西介绍给学生；他们虽然不能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却也能把学生引领到学术前沿。能做到这几点，也是不容易的。拿首都师大中文系毛志成教授的话来说“某些连‘平平教书匠’也不够格的‘教育界混子’，哪里有资格自称为‘匠’？”当然，环境对未来的中国大学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比如这次北大的教师改革就是一个信号，看来今后大学留给教书匠的生存空间会逐渐变小。
比教书匠高一层次，我姑且给个名称：小学者（小的学者）。小学者确实是能够在“巨人的肩上”又有小的创新了。他们有点思考，有点文采且也时不时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但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还不成气候。小学者们往往没有能力进入一个大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主流，而只能在那些大学者或大师的脚下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的论文往往选题就小，论点自然也大气不起来。比如有的学者就围绕着某一个作家连续写很多篇论文，所论之事已经显得鸡毛蒜皮而无大价值。有这样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红学家在一根一根地数曹雪芹的头发，这恐怕就是在讽刺那些小学者了。不过，做的学问虽然小，但只要是真学问，禁得起推敲的扎实的学问，这样的小学者倒也是可敬的。殊不见大学中的很多大教授，其实也只是小学者乎？
比小学者更高明的自然就是大学者了。大学者与小学者在做学问的广度与深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大学者不但在某一学科有较高的造诣，而且他们往往是杂家，研究的面很宽，有的贯穿了几个学科，对很多门学问都有一定的发言权。从他们论文的题目上看，大学者们的学术野心是昭然若揭的。比如，《XX研究发展史》、《关于创建XX的几点纠议》、《为XX而不懈陈词》……然而试问，大学者就是做学问的终极了吗？答曰：“非也。”大学者与大师又不可同日而语。比较而言，大学者所欠缺的，是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到了一定成熟阶段后的一个高层次的定型。说通俗点，就是差一块招牌货。假如我们一提及某位学者，觉得此人确实有学问，有水平，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门学问的研究上他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那么他乃大学者而非大师也。在这里，愚以为北大中文系那位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张中行先生确乃大学者，但实非大师也。
前面讲了，大师在大学者之上。大师的概念其实已经讲了，就是学者在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高层次的定型。这个所谓的高层次的定型，一般可以认为是在某一大的学科领域有创建性的，开拓性的，不可取代的重大贡献。于此，假如我们提到某些学科的时候自然首先想到某些学者，毫无疑问，那就是大师。比如，当我们提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能不想起王瑶；当我们提到东方语言学，不能不想起季羡林；当我们提到中国现代心理学，不能不想起潘菽；当我们提到美学与思想史，则确实不能不想起李泽厚……这就是大师，他们已经在做学问的那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中走到了最后的几个环节。学界能称上大师的人，虽争议颇多，但数量确实少得可怜。
大师以上还有高人吗？我以为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宗师的级别。那么宗师又是指的什么人呢？我认为宗师必然首先是大师但又有所不同。宗师不仅在学术上树起了招牌，而且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效法人群。因此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一代宗师，必然是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的。既然如此，下一个问题是，哪些人又能称上一代宗师呢？对于这一点我在思考的过程中颇为费解，本来学术研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越是大师有时被攻击得越厉害，一般不会出现万凤朝阳的景象。哪个人会没有局限呢？你说李泽厚厉害吧，有人就认为他是中国二十世纪继王国维之后的第一人。他经常说文学太“浅”，但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文学的研究，又受到了很多坚持文学本位的学者的攻击。但我觉得，这才是学术的正常状态，没有争论不叫学术研究。因此对于宗师，我颇慎重了一下，最后想出来的，好象又不大对劲，比如曹雪芹、鲁迅等等。他们的影响确实在学术界长盛不衰，经久不息。曹雪芹一部红楼就使得研究他及《红楼梦》的文字超过原著的十倍。而鲁迅的文学与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他们都分别有红学、鲁学。但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决不是学者，起码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恐怕更是实践艺术家，虽然鲁迅也有了不起的学术著作。如此看来，最优秀的学者，又不是学者了。这又回到了我曾在《话说阿来》一文中提到的观点，即：在某一领域做到最好，便又超越了这个领域了。学者中的一代宗师不是规范的学者，他却造就了某些因研究他而成为大师的人。以此类推，大师开创性的、突破性的研究，又给大学者在深度和广度上提供了空间，任他们纵横驰骋。同时，大学者的大研究必然有不全面和需要填补的盲点，如此小学者又活跃了。然而最终，这一切的研究成果，又必须依赖教书匠来把它们传授给学生，达到精英文化面向大众的传播。你看，登堂入室后又得退堂出室，说了半天，又回到起点了。
说到对学术的认识而言，其实我想行家里手应该都明白一个对它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可以努力提升自身水平，但结果却是不可控制的。你已经是个小学者了，能不能变成大学者甚至大师，可以努力，不可强求。今年夏天，我去北京拜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岳川教授。岳川教授居住在燕东园，那是一个幽静的所在。他住在最里面的一栋楼且又是顶层，我去时他一个人在家，一切都是静静的。谈话中他曾有这样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与季老（季羡林）是忘年交、好朋友。我就经常在想，像季老这样修炼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修成了泰斗、大师，却又马上面临着消失，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我现在还算年轻，一刻不停地赶路，从过去几十年的西方文论进入了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考察。为了配合这些，我的书法也一刻没停，二胡也拉，古琴钢琴都弹。如此炼得十八般武艺居然最后都要遭火烧！……”每每讲到这样的地方，他便惨然地一笑。他还承认，自己是个悲观的人。我想，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但丁说上帝在上面看着人类的无聊，人类居然还那么认真，还那么孜孜以求。就如同明知是个无底洞，却也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填写。对于这一点，我似乎一直在寻找答案。而现在，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正是那遥远的北京燕东园里岳川教授的惨然而寂静的一笑。只此一笑，我们，也都大可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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