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胡适的见识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名气比蔡元培要高、要响。谁不知道以首次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胡适？谁不知道“胡博士”在26岁就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谁不知道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谁没有听说过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名言？可是仔细一想，人们也许会发出疑问：盛名之下，难道就这些？
是的。胡适的学术贡献大致如此。他自己就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在他的那篇被誉为“文学革命第一枪”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只是怯生生地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也就是说，他只是提出在形式上“改良”文学，而“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倒是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才把文学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做出了明确的阐述。
胡适的学术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据他自己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确实，奠定了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的，是出版于1919年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书是胡适根据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而那部学位论文却没有能够使胡适在1917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部著作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和重大发现，其长处在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不仅如此。胡适一生著述总量超过两千万字，但却一直没有把这部著作的下半部续完，结果使它成了一部真正的“掐头去尾”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的另一个学术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做学问的方法，据说光这方面的著述就达百万字之谱。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但这并非他的首创，而是他在美国读书时从《大英百科全书》中偶然发现的。
尽管如此，胡适还可以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也是最成功的学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经送给胡适一副对联：“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李敖则说：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李敖：播种者胡适)。著名大陆学者李慎之先生甚至宣称：“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李普：悼李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教师)。确实，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唐德刚语)。
那么，排除外界的、偶然的原因，成就胡适作为学者的内在因素有哪些呢？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见识。胡适的一个条幅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什么是“不疑处有疑”呢？那就是能见他人所不能见，有自己的见识。当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曾轰轰烈烈，但面对“旧文化”的铁壁铜墙，未免感到有些无处下手。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则为新文化运动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新战场，并且使它成为主战场。在那篇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点，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案，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其见识，真的是非同一般。
胡适知道中国历史资料庞杂，真伪难辨，於是独辟险径，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撇开没有真实史料的上古时代，单刀直入，从春秋时代开始讲起，结果成为一家之言。尽管这本书的长处在西方世界根本就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中国，颇有使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
即使看似简单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能够显示出胡适不同寻常的眼光。如果从根上深究，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有一个极大的差别，那就是，在中国，学者重师传而不是重实证，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形象思维而轻逻辑推理。研究方法的不系统、不科学是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上原因之一。胡适一眼看到中国学术的病根，因此提出了这个口号，使它“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陈平原语)。
所以说，尽管胡适的成名有其偶然性，但假如胡某人没有自己的本事的话，蔡先生虽然能够让他当北大的教授，也绝没有能力把他扶为中国思想界的领袖。
总之，一名杰出的学者除了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识”：学识、见识、胆识。没有这些素质的学者，实际就是一堆书虫。而要把自己的崇高理念亲自付诸实践，他还要具备高尚的人格。
7 科学家的素质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现代科学。即使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也大都是些人文学者。科学之于中国，是在它显示出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财富(及提高国防实力)之后才受到充分重视的。中国至今没有产生影响如蔡元培、胡适那样的科学家。
科学的基础就是理性思维，而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动机就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很显然，在科学处於萌芽状态的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象今天那样的物质财富。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属性：没有功利性，它是人类处於“自由”状态的纯粹的精神活动。
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有好奇心，这是他追求问题答案的原动力。第二，他要具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他能够达到彼岸的唯一途径。第三，他要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因为物质因素的考虑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好奇心，并且使一个人拒绝理性。第四，科学是人类学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名学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独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
(二) 当代中国学者的个人素质
那么，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学者的素质呢？应该说，面对着全面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我们很难找到合乎标准的中国学者。其实，现在的中国学术界更象一个官场，权势、地位、金钱、交易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真理或学术。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找到了评价中国学者素质的切入点：通过分析中国学术界头面人物的素质来概括中国学者的总体素质。
1 没有自知之明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003年底，中科院的一位副院长在为了祝贺中科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的成立，向该所赠送了一首自己填写的《沁园春》。这个因为毛泽东的名著《雪》而在文革中尽人皆知的词牌，到了这位院士的手中，却被糟蹋得令人惨不忍睹：不仅有白字，而且有缺句，“最要命的问题是作者根本不懂平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两个句读能连着读下来而不错平仄的。”(转烛：居然敢叫“沁园春”)。更为可怕的是，这首词通篇都流露出了作者的狂妄。(陈诗余：陈竺院士《沁园春》赏析)。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敢给属下题字的领导人很多，但敢给属下赋诗填词的却极为少见，而敢於把自己如此拙劣的作品赠给属下的更是闻所未闻。谁都知道，孔雀在开屏时，会本能地把自己的正面朝向观众，以展示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位被《自然》杂志披露将担任中国科技部长的院士却毫无顾忌、毫不羞怯地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亮了出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曾就此事私下向一位颇有名望的老者请教。老者长吁了一口气，嘴中迸出四个字：素质太差！
2 不懂得自尊自重的北京大学校长
素质太差的并不只是这一个院士。2003年，正值非典爆发，全国大学几乎全部“封校”。可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却在此时率领一个院士代表团到美国访问，要向美国人学习如何搞“科学道德建设”。结果，哈佛大学校长以他们来自SARS疫区为由而拒绝接见。(亦明：是东施效颦，还是邯郸学步：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长拒之门外)。面对这桩百余年来中外交往史上罕见的丑闻，这位校长院士却能够面不改色地继续当他的校长。遥想当年，蔡元培先生曾经因为一个学生当面顶撞了自己而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究其根源，无非是以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可现在的北大校长，不仅自取其辱，还连带了国人，但辞职的念头好像从来没有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同是北大的校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用请教老者，我自己就知道答案：素质太差！
3 丧失了羞耻感的院士
其实，不懂得利用辞职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学术界的荣誉的校长、院士何止这一位。东南大学校长抄袭案铁证如山，可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面对校友的指责和学生的批评，这位校长既不道歉，也不检讨，更不要提什么辞职了。同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洪涛院士，尽管在2003年的非典研究中犯下了那么低级的学术错误，尽管他已经年逾古稀，但辞职谢罪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还有。中国的双料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在五十年代积极支持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马。这个工程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间对黄河上游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张院士为了洗清自己的责任，在中央电视台上说，他曾经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这些人的脸皮怎么能够厚到这个程度呢？素质太差！
4 缺乏常识的高教精英
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余秋雨是一位享誉整个华语世界的学者。这位“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在别人指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犯下的上百个学术错误(其实很多是常识性错误)之后，不仅不向批评者表示感谢，向读者表示歉意，反倒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拒不认错，并且用“旁敲侧击、隐射暗示” 的卑鄙手法攻击批评者。(余秋雨：被“咬”者的回答；金文明：我答余秋雨)。早在两千多年的春秋时代，以学问大家闻名于世的孔子就敢於“不耻下问”。到了战国末年，贵为秦王“仲父”的吕不韦还曾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市，以一字千金的赏格来征求批评意见。余秋雨者，一介书生而已，尽管名满天下，但其“文笔不如秦牧十分之一，学问不如钱钟书百分之一，见识不如鲁迅千分之一”，怎么竟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呢？这位曾经告诫中小学生“知识和技能不等于素质”的大师(余秋雨：知识和技能不等于素质)，好像并不知道名气和头衔也不等於素质。
5 人格畸形的流氓教授
有这些素质太差的领袖作榜样，中国学者的整体素质就可想而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朱大海能够在众多学生面前，一边用手指头抠鼻屎，一边大骂自己的研究生“你脑袋灌水了？”(biosys：这就是我们的杰出青年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永成，在被自己的学生“炒”了之后，竟然反告自己的学生是窃贼，并且毫无愧色地写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张贴在了网上。(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定宇因涉嫌强奸自己的学生而被捕，然后又以“顺奸” 的名义被取保假释。“白天是教授，夜间是禽兽”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是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怎么了？素质太差！
6 天良泯灭的“中国杰出青年”
不仅欺侮、坑害自己的学生和读者，中国的教授还要坑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在去年非典爆发之际，中国的学术界又冒出了一颗明星。这就是自诩为“干扰素之母”，并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2003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的陈薇。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竟然胆大妄为到用自己年仅四岁的孩子当试验品来验证自己的新药。(央视国际：阻击SARS的女科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陈薇；佚名：陈薇：在偶然中找寻必然)。在欧美，这是犯罪行为，罪犯不仅要坐牢，最终还会丧失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可在中国，这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反倒能够依靠这种犯罪行为飞黄腾达。一般来说，药物筛选的途径都要通过细胞学、病理学试验，然后在动物模型上检验毒性和疗效，最后才可以用人来做试验，并且一般要用成人为试验材料。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药物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必须要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在非典防治研究方面，世界上首例利用干扰素在灵长类动物上作试验的报告发表于2004年春天。(Haagmans et al., 2004)。而陈薇的实验室在既没有细胞学和动物试验结果、更没有国家批准的情况下，却直接利用幼童当实验室白鼠，其无知无畏可以说天下无双。陈薇事件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她学术素质差，简直是连作为母亲的天性都不具备。
7 出卖色相的“美男”教授
与黄定宇偷偷摸摸玩女学生、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相比，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葛红兵要幸运得多。他不仅没有在中国坐班房，反倒一会儿新加坡、一会儿英国剑桥地满世界跑。这位坚信“性比爱情要纯洁一百倍”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美男作家”，立志要做“卓越的情色写手”，他给自己的一本小说起了一个“既暧味又有暗示意味的名字”──《沙床》。《沙床》暗示什么呢？“上床”！在这本“半自传体”的书中，他一面渲染一个年青的教授与几位学生的缠绵情爱，一面又对记者询问“你是不是真的与自己的学生上过床”嗲声嗲气地佯嗔：“你的问题太尖锐了吧？我拒绝回答。”怪不得朱大可骂他：“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朱大可、拉拉：木子美·葛红兵现象意味着什么？)。
不捂“羞处”而捂着“脸蛋”叫春，正是这位著名学者的独特之处：靠这个一露、一捂、一叫，《沙床》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卖出了10万余册，并且还要出繁体中文版和法文版。名义上，这是他卖脸蛋子的所得，但实际上，这是卖“羞处”的价钱，只不过这位学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羞处”，所以应该直截了当地称它为“生殖器”。也许是看到这本书叫座不叫好，葛教授在拍卖完了自己的脸蛋子和生殖器之后，还要继续叫卖。首先，他卖自己的才：“我的文笔比长相好。”(黄莺：葛红兵：痛恨美男说法)。其次，他卖自己的思：“在书中我对命运发出了追问，钱钟书有吗？他没有大超越的理想。”再其次，他卖自己的隐私：“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三万港元，等明年到了剑桥还会多”，“我的科幻小说卖得非常好，每个月都有几万元给我”，“在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就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最后，他卖自己的身份：“我为自己的教授和作家身份感到可耻”。(李冰：葛红兵开口为《沙床》辩白)。在把自己卖了个精光之后，他还卖自己的兄弟和老爸：“书中写到哥哥得了肝癌，事实上我的哥哥就正在受这种病的折磨。我父亲与我也都有肝的毛病。”对这位教授来说，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卖吗？没有。任何东西到了这位名教授的手中都能卖。怪不得中国的学者们一个个都拼老命要出名呢。有了名，管它是美名还是恶名，什么烂货就都能卖出个好价钱。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葛教授大概不知道，金钱和名气不仅能够显示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它也能暴露出一个人的素质。这位“美男”教授在金钱和名气之下暴露出的，就是自己一脸洗不净的穷酸相和一副换不掉的贱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