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良心话
谢泳
这许多年来，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有一个成见。许多看过我书的朋友，也曾和我说起，他们的意思是说，我对旧人旧事的评价有理想化的成份，言外之意就是我把过去美化了。我承认，我对旧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敬意，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理性认识，因为对于那个逝去的年代我始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从文献中看到的历史肯定是有局限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我想说一个旧知识分子是有独立品格的，我一定有找出很多具体的事例，如果只是特例，那我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一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待人接物的气度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倾向于认为，旧时代的教育虽然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致命的弱点，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们后来的教育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从教育设计者所期望达到的教育目的说，可以说这个教育是很成功的，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那种教育所带来的后果。没有一种教育是成心要让人学坏的，但教育的结果是很多人变坏了，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们的教育不是让人学会爱，而是要让人学会恨，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榜样是一个叫刘文学的少年，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恨地主，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西方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博爱，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仁爱，但到了后来，这些我们都不要了。五十年代以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后来教育出来的，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是最听话的人，你让我干好事我就干好事，你让我干坏事我就干坏事。到了文革，我们的教育后果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学生打老师，学生逼得老师跳了楼。从这个结果上评价，又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了。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好的教育制度才可能培养出好人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培养出好人来，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的。我这些感想都是因为看了今年第三期《今日名流》上一组有关文革的对话后产生的。特别触动我的李工真先生的发言，他认为，像文革这样的事，只有在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他说：“文革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我父亲（著名数学家李国平──编者注）对我讲，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凡是解放前教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敢走到台子上公开讲李国平你如何如何的，一个都不敢。解放以后毕业的学生，哪怕是1952年1953年毕业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而且愈演愈烈，1965年收进来的学生，那就不是文斗了，一个个都用拳头对付他了。”（第22页）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李先生的话当作数学定律，要它百分之百准确，而是要珍视他的那种感受，就感受而言，我以为这位李先生的话可以说是经得住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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