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国粹与融化新知
---从何振梁先生的忧虑说起
当大部分记者带着丰硕的“战利品”离开xxxx大学奥林匹克文献信息中心揭牌仪式暨奥林匹克论坛的现场时，他们错过了本次活动最“闪光”的部分---何振梁先生的即兴发言。事情经过如下：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金元浦教授以“世界给我十六天，我给世界五千年”为切入点，谈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题时，何振梁先生略显激动、又无比真诚地发表了对当前奥林匹克运动的金钱至上现象、奥林匹克研究的价值依附取向、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性问题的忧虑与思考，何老一席话立意之深远、言说之恳切，令在座的观众无不感概与深思。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我从何老的话语中体会到什么？又启发到什么呢？现将一些真实的想法呈现在这里，供大家批判。
一、价值偏离与行动扭曲
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禁止异教活动，古代奥运会也被废止，从此历时1169年，举行293届的古代奥运会正式寿终正寝。耗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对希腊的征服、公元前146年罗马对希腊的征服等都可以成为古奥运会消亡的历史背景，但是竞技职业化和运动员商品化等玷污、亵渎古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直接导致奥运会理想的丧失、实践的衰落。而如今，出现于现代奥运会的某些事件，似乎冥冥之中同历史的足迹惊人地契合。
如果说国际奥委会这家非赢利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从排斥市场介入到借助民营化手段，再到成为巨型跨国公司的附庸，经历百年的转型，那么，由媒体和商人构建的资本之网逐渐“笼罩”、“掩盖”奥林匹克运动最核心的价值和最宝贵的精神，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当美国大亨尤伯罗斯以每公里3000美金的价格贩卖了奥运会一万公里的火炬传递权时，人们开始感叹金钱在奥运会中的力量之大、位置之显。从此，金钱与权杖潜在规定的“赢家通吃”和“零和博弈”的奥运法则不停地制造奥运符号的稀缺性、不断刺激人们追逐带有鲜艳五环标志的商品华服，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关于和平、友谊、平等、尊重的普遍伦理主义只得化为这件华丽外衣上的装饰品。孟德斯鸠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超出政治权力的范畴，不加监控的经济权力不也正在“奥林匹克花园”制造新的“公用地悲剧”吗？奥林匹克教育与文化等普世价值的偏离，是对顾拜旦先生借助文化与体育的结合、教育青年的奥林匹克理想绝妙的讽刺。如果说奥林匹克价值的偏离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中国面临的奥林匹克文化对接要跨越另两重障碍：异质文化冲突、本土文化模糊。而人们往往对种种障碍估计不足，也就是何振梁先生强调的文化安全性问题。“圣诞文化在中国极度泛滥”、“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某文化权威对中国文化进行粗浅表达”……何老对一系列发人深省现象的批评与担忧，既反映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取舍、吸纳、融合的孱弱，也显现出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内理解、阐释、发扬的绵薄。那么，中国当前的“文化地图”出现了哪些“地域”的模糊呢？
二、精神裂变与文化霸权
当今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并存着“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市场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横向看，这三种文化形态常常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在同化影响他文化的同时，自身也蕴含着不能自足、自我冲突的矛盾；纵向看，以消费为特征的市场文化生产方式不断腐蚀、冲击、解构其他两种文化形态，最终把握着文化的潮流和动向。
知识分子文化的没落伴随着“传统”的瓦解。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式的知识分子文化策略，在九十年代自行消退，“传统”在世俗化的浪潮中已构不成对峙的力量，人们迅速地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个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有支配性，知识分子亲手塑造的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尊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知识分子对市场文化幻觉性、欺骗性、平面性和消费性特征的批判，却带来了市场文化的置若罔闻与我行我素，知识分子对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开始焦虑，他们的优越身份逐步丧失，他们的自身价值出现危机，“集体失语”的景象出现了。这种“集体失语”就是何振梁先生提到的学人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知识分子要么被他们曾经严厉批评的消费文化吞噬，要么自觉地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代表世界最新潮流的欧美、日韩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迅速培育着新阶层、扩张着话语空间。这就是何老抨击“西方教徒圣诞节”变成“中国全民圣诞节”的缘起吧！
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在市场文化的大潮中始终保存着高度的警觉，主旋律对历史文化的开发，或对当下典型人物的宣传都表达了主流文化对改变“拜金主义”世风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了多样化文化生态的形成，文化策略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文化策略的让步性。
消费文化霸权面前，国家英雄主义和文化英雄主义逐渐式微。在应对消费文化威胁和挑战时，如何利用一种有效的文化价值形式和文化生产机制成为首要的问题。此时，拥有“酒神”与“日神”护驾的奥运马车“驾临”中国了，高扬的文化宏旨、丰富的精神内核、健康的偶像形态、简明的生产方式，使得奥林匹克文化在意识形态真空期与混乱期的中国文化版图上注入了清新的元素，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开明知识分子反击市场文化、重塑普遍伦离、进行思想启蒙的绝佳武器。这就不难理解，在面对自身问题重重的奥林匹克文化形态时，我们的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几乎不加思考地、迅速陷入了对奥运的“集体崇拜”。著名奥林匹克专家任海教授不无担心地指出，我们在对待奥林匹克文化的态度上，存在着“重近轻远、重硬轻软、重物轻人”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不加以纠正，2008年奥运会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体育事件罢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丰富内涵、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意蕴、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适价值只能在追求经济效益和政治资本的风潮中消失殆尽。
三、昌明国粹与融化新知
1922年，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潮流的《学衡》杂志创刊。由吴宓担任主编，汤用彤、王国维等著名国学大师主笔的这本杂志立志于“发挥国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这也就是国学大师们“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理想。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中西体育文化交流领域的学人更应体会上述宏旨的意义。或者说，我们急需一场体育领域内的“新文化运动”来涤荡我们犯下的种种错误。
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我们急需走出中西体育文化二元对立的格局。必须指出，这种比较要么建立在对西方体育精神的无知基础上，要么是中国体育文化“精神优势论”的心理自信上。凡举一例，在二元比较的框架中，中国体育文化常被冠以“道德、伦理精神有余，而科学、理性精神不足”的名号，显然西方体育精神传统并非只有科学理性，还有自己的道德谱系，而且未尝比中国体育文化的道德谱系薄弱，其根基是发轫于基督的宗教精神。对西方竞技文化负面现象的认知导致中国体育文化伦理观的一统天下，是许多深受儒学传统影响的体育学人的道德优势观。显然，这种观点缺少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中国体育文化中的道德-审美精神足以取代西方体育精神，中国的体育精神已经解决了中国体育文化自己的精神命运。显然，中国体育文化自身的精神命运在诸多文化主体、文化观念的冲击中早已经多舛，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寻根与认同恰恰是迫在眉睫的使命。
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完成使命主体上，我们急需反思知识生产机器而非赋予体育学人更多的道德责任。诚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式的呐喊，停留在口号层次，只能加重体育学人的道德包袱和精神压力。何振梁先生呼吁的奥林匹克研究者应该拥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现实取向的话语深得我的认同；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当今体育文化（包括奥林匹克文化）知识的生产机器出了故障：存在着一种不以体育理论逻辑和知识范式为依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规划知识”、“课题知识”；这些知识只以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作为体育文化研究主体的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无力只能导致本学科自主性的丧失。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像何振梁先生和任海教授一样，高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对体育文化（包括奥林匹克文化）的困境与矛盾继续发出思考的声音，就像四百多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所说：“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见，而要看作一种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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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断翅风筝 于 2007-9-17 11:48 P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