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ME近期发表之论文，关于体育概念的形式批判，希望有所助益，以及希望大家批驳！
文中所列文献也可以作为李力研先生关于古代无体育之看法的成果篇目。
“中国没产生过体育”
——兼评《奥林匹克精神与体育文化》一文及其评论
摘要：通过对《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上两篇文章的评析，提出了在进行体育学术批评的论域检验过程中，不仅对着眼点、着力点、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有明确的界定，而且有必要对被质疑方的基本学术观点有一清晰的认识，并设置一道“被质疑方的学术思想的检验”的过滤网。
关键词：体育概念；学术批评；论域检验
“P.E Never born in China”
——The comment of discussing both Olympic Spirit and the culture of P.E.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wo articles of TIAN JIN P.E STUDYING COLLEGE Learned Journal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amination in academics circle of P.E scholarly criticism, it is posed to define the content and bound of the starting points, and the basic concepts, but also necessary to make clearly the basic thesis ideas these called in question, and arrange a filter to test it.
Key words: P.E concepts; Scholarly criticism; Examination in academic circle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发表了史友宽、曾庆涛两位先生合写的文章，题目为《中西方体育文化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从《奥林匹克精神与体育文化》一文说开去》[1]（以下简称《奥评》文），该文是对李力研先生发表于《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奥林匹克精神与体育文化——一种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哲学文化学视角》[2]一文（以下简称《奥》文）的评论。看到《奥评》文的发表，略感惊讶，助教质疑研究员（虽然不在一个职称层次，但还是具有一定的模糊可比性），表征出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科学春天的到来，学术自由的空间扩展，在科学面前也就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教授”、“助教”、“研究员”等一系列头衔，正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自行车”和“汽车”也就可以在一个空间中比试了，比试的过程靠的也就是“真”实力。《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这个思想平台搭的好，这使我想起了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创刊20周年之际李力研先生为刊庆而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编辑（指梁进先生）很有意思，可以保留我的文字风格，不像其他地方，一看这类的狂妄小伙子，先得教育一通，给你改了狂气再说文章发表。同时，我觉得天体学报乃至她的上级领导也很有魄力，允许学报有自己的“容量”。这样，我才决定把自己用“心”写的文章直接寄给天体学报。”[3]这对于一个年轻学者来说，亦可说承载未来中国体育学术发展的青年学者群体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自由，更是一种继续人生的动力。这些都是题外话，回归正传，本文对《奥评》文有异议，在此略谈一二。
1 争论的本质：对“体育”概念的理解
李先生在《奥》文开篇即说：“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呢？我真的还不知道，别看我也写过一些体育文章和著作，至少什么是体育文化，那我同样知之甚少。”[2]李先生连“奥林匹克精神”都不知道是什么，我想其更不知道“人文”是什么东西，想必其对“体育”更是雾里看花了。当然不光是李先生这样，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什么是“体育”？
24年来，成长的记忆记载着我对体育的心灵感悟：读小学的我，认为体育就是和爸爸早起跑步；读初中的我，认为体育就是田径、游泳、三大球等身体活动；读高中的我，认为体育就是田径、游泳、三大球、棋类等身心活动；读大学的我，认为体育涵盖了运动技术、体育文化、体育精神、体育传播等多维范畴，其内涵博大精深；而参加工作的我，却不知道体育是什么。当然，这只是作为我（一个普通的自然人）个人的成长经历对“体育”的感悟。运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体育”的发展变迁，或许更能够说明问题。
从时间的主线上：达尔文在《人类起源》中阐述了劳动从猿到人的作用，这一作用过程（约300万年前人类产生直到5000-7000年前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为止）产生了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从原始人类为劳动而表示出的一些模式化动作中，体育就诞生了（如果将体育宽泛的理解为肢体活动的话）；古代社会的体育（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到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以前）更是具有着时间演变的魅力，以地域为特征的古代两河流域体育、古代埃及体育、古希腊教育中的体育、古罗马体育、中世纪欧洲体育等等的体育内涵的时间演变中，体育的内涵一直发生着改变，如古希腊在军事体育训练中衍生出的独立的体育实践活动（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为最高表现形式）与中世纪的骑士体育，就是两种不同的体育观念；近代体育萌芽了对体育的多元理解，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弗吉里昂、赫·美尔库里亚利斯、拉伯雷、马丁·路德等等，启蒙运动后的约翰·洛克、让·雅·卢梭、古茨穆茨、施皮斯等等，他们以自己对体育的理解改变着近代体育的发展轨迹；现代与当代体育的发展更是将人们对体育的多元化认识推向了极至，体育教育学、体育心理学、运动医学、体育社会学等等新兴学科的崛起与发展记载着人们体育观念的转变。在人们对当代体育认识的空间主线上：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正经历着多元化思维的撞击与交融过程，如英文中有关“文化”的定义就有三百余种，对“人文”的理解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体育”的理解莫过如此。显然，从哲学的角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体育，效果是不一样的；以体育各种功能（如健身、教育、经济等社会功能）为逻辑起点所理解的体育，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时下一些主流观点以文字的形式显露于各类期刊与著作中，我们完全可以从西方人文主义的视角对这些主流观点做出自己的思想抉择。英国的阿伦·布洛克先生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谈及：“这就是六百年来人文主义传统所代表的东西：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的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4]人们选择各自所认同的对体育认识的主流观点，是新时代赋予人类的思想自由，是每个自然人都具有的基本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学者经过科学的推理得出的对体育的认识，我们都应对其表示尊重。当前我国有许多优秀的体育学学者，如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熊斗寅先生、成都体育学院的周西宽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的杨文轩先生、哈尔滨体育学院的韩丹先生等等（本文只是随意列举，未有他意，且排名不分先后），他们都对“体育”有过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各自的个性，这里面当然少不了李先生。在此，我们仅讨论一下李先生对“体育”的基本认识。
2 学者的个性：李先生对“体育”的感悟
“种种迹象表明，处于这两种伟大力量中的中国古代体育，完全有可能自觉地演化出同时期希腊那样的形式单纯、规则健全和游戏十足的“标准”体育。然而，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奇迹，中国的古代体育并没有自觉地从这先秦时期转化成希腊式的体育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与文化的遗憾。”[5]“这种情况下，中国便不可能自觉产生出规模宏大、平等竞争的体育运动。这也是我一再强调，衡量一种体育形态是否“纯粹体育”，只要检验一下其体育的立法是否完备就可以的理由”[6]“正是由于这种发达的“巫风”文化及其影响，商代发达的军事活动便没有可能演化出专门的体育活动。”“希腊人打仗不靠天神保佑，更不靠祖先显威，而是靠平时的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以及聪明的战术活动。由此可以反观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希腊早早地诞生了体育运动，一定是民族有了“人的存在”、“人的力量”和“获得力量”的明确意识。”[7]“中国传统教育中，从不重视体育。孔孟之道所提倡的“修身”与现代体育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两千年的古代儒家教育中从来没有“体育”的概念。”[8]“中国人的吃亏与重文轻武、鄙视勇武和从无体育大有干戚。”[9]“然而，如此赳赳武夫下的中国武士教育，却不能自觉演化出体育运动来，这实在是一种不好理解的遗憾。这里面一定潜伏着某种奇特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力量遏止了中国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激情？是什么机制抑制了中国人在捍卫自己本能方面的热情？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和希腊文化中才诞生了体育？”[10]┅┅据以上文献考，李先生对“体育”的基本认识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中国没产生过体育”，甚至10年来（《中国期刊网》仅收录了1994年以后的文献，李先生在1994年之前发的文章无从考证），李先生对“体育”的看法丝毫没有因为时空的变化而改变。李先生自己也承认过。“说实在话，这些文章，至今读来，我都有些激动，里面确实有我的激情和智慧。我常常惊讶，当年我还不到30岁，居然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我有时挺佩服自己的。现在看来，虽有一些地方可以修改或填补新的材料与证据，但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立得住脚。”[3]李先生的“中国没产生过体育”的观点真所谓坚如铜墙铁壁，以至于李先生说出了“古希腊是唯一诞生了体育和体育盛会的国家”的“荒谬”之话，再后来就直接引发了《奥评》文的诞生。
3 概念的滥用：《奥评》文中对“体育”的认识
如果将“体育”理解为伸伸胳膊撩撩腿，那从原始人类创造劳动的那一刻起，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诞生了“体育”；如果将“体育”理解为教育活动，那西周“六艺”中的“射”、“御”（甚至《奥评》文中作以论据的“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和古希腊一样，都存在“体育”活动；如果将“体育”理解为休闲娱乐，那中国古代的蹴鞠、竞渡等活动当然也属于“体育”的范畴；如果将“体育”理解为军事活动，那我国商代“冬狩”与古代奥运会一样，都是“体育”的最高表现范示；如果以李先生学术视野中的西方“标准体育”形态为逻辑起点来理解“体育”，那我国历史上还真没出现过轮廓那么清晰的西方“标准体育”。
《奥评》文中将“体育”理解成了各种可建构性形态，如从教育的角度理解的“体育”，“学校体育教育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经非常盛行，从这个角度说，古希腊绝对不是唯一产生了体育的国家。”从军事演练的角度理解的“体育”，““冬狩”是指对全年训练的大检阅，既然是“大检阅”，可见规模并不算小。只是，这种体育集会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军事演练。”[1]此外，还有休闲娱乐的、“敬鬼敬神”的。《奥评》文中对“体育”理解的多角度性真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奥评》文中这种多角度对“体育”的理解中，很多论域失去了可比性。如为“体育”的古代奥运会与为军事演练的商代“冬狩”，好似“助教”与“研究员”两个职称评定模式，如何去评？唯独《奥评》文中没有展示李先生看待“体育”的个性思想，真是大疏忽呀！同时，更感到疑惑。《奥评》文的作者自称：“一向喜欢读李力研研究员的文章，因为其思想深刻，语言朴素并且直捣要害。”[1]既然说“一向喜欢”，那么《奥评》文的作者应该看过李先生以前写的文章，一定对李先生理解的“体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奥评》文的作者应该尊重任一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况且还是自称“一向喜欢”的李先生的文章。《奥评》用如此狂妄的文风预想一统思想的天下，很像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上层建筑”下个“决定”、“建议”什么的，来规范人们的认识与行为，却没想到助教也具有这样的“权能”，想规范研究员对体育的认识，甚至想规范以李先生为代表的一类对“体育”认识的主流观点，深感惊诧。
4 学术的高度：质疑李先生的学术水平
李先生是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的体育学专业研究人员，是研究员，亦可说是国内体育学的知名学者。但李先生的文章实在通俗，甚至有些话连小朋友都听得懂。如“我从不说那些无聊奉命的话，要说就说自己想说的话。”“望着体育场上的乔丹和贝克汉姆，少爷小姐们惊诧其出神入化，其实他们的灵巧比猴子差了许多。”[11]等等。这些是什么话，这叫什么“学术”，真该对李先生的学术水平打上一个问号了。
关于《奥评》文中从Physical Education的角度说明的中国古代体育的起源，李先生是知道的。“孔子之前，即有周礼。周礼是┅┅六艺则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中都有“节制”和“公正”的内容，其中不乏军事内容如“射御”，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内容，是民族强硬的重要元素，但遗憾的是一直未能转化为希腊式的那种“勇敢”。”[12]看来李先生早就知道《奥评》文中从Physical Education的角度认为的中国古代体育起源的事实，那为什么李先生还说“古希腊是唯一诞生了体育和体育盛会的国家”，难道李先生在装“傻”？李先生不光在这一问题上装“傻”，像《奥评》文中的第2大标题（“希腊的节庆是体育，而非东方大国们所张扬着的各种敬鬼敬神运动”）、第3大标题（希腊体育都是“立法”体育，东方体育都是“非法”体育）、甚至第4大标题（从职业体育道德和兴奋剂问题入手讨论奥运精神）[1]所质疑的问题，在李先生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过详尽的论述（由于版面所限，在此不再赘述）。系统看过李先生文章的人都会发现，李先生的文章大多是体育哲学研究（也有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体育史学、比较体育等）领域的，也就是说李先生对哲学有着较深的理解，当然这里面免不了牵涉到中外体育史学的知识。《奥评》文中所列举的那些“简单”的体育学问题，李先生当然是明白的。既然李先生是如此的“专业”，那为什么还成天喊“中国没产生过体育”呢？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李先生早就清楚《奥评》文中所列举的那些“简单”的体育学问题，只是将观点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奥评》作者的意识思维如果没达到这一思想层次，就不会理解李先生所说的那些连小朋友都听得懂的话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了。这使我想起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那种通俗的对话式论述也常常使人感到费解。
我觉得李先生是很有思想的人，要不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青年学者喜欢看李先生的文章，从侧面映射出李先生看待“体育”这一事物的个性，而且李先生的这种对“体育”理解的独到观点具有一定的支持者（包括我在内），由其作为这种对“体育”理解的领军者代表着我国人们对“体育”多元化认识中的一类主流观点。值得补充的是，不仅李先生认为“中国没产生过体育”，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的胡小明教授、博导也认为：“上世纪70年代末，曾刻苦学习中国体育史，常掩卷叹息——中国古代无体育、近代不科学、现代缺理论。”“说“古代无体育”，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没有较完整的体育思想观念、知识体系、传承制度和运行机制。健康、长寿等养生思想，射、御等礼仪教育，舞狮舞龙等节庆民俗，搏击武艺等杀人之术，只能称为体育的萌芽。”[13]很显然，“中国没产生过体育”这一基本观点是李先生经过科学严谨的推理论证得出的一种理性看待“体育”的观点，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认识“体育”这一事物的思维路径选择。我们有不接受李先生观点的自由，但不能不尊重其经过严密论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的事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处于科学理性时代的中国体育学术界还是少一些助教规范研究员意识思维的“指鹿为马”现象为好。
5 糟糕的结果：《奥评》文的负面影响
《奥评》文的作者认为““体育”有两种：一种是Sport，一种是Physical Education。”[1]那当前学界轰轰烈烈所探讨的“Sports”一词为何没在《奥评》文中体现出来，还有Physical Recreation（身体娱乐）、Sport for all或mass sport（大众体育）、Elite Sport（高级竞技）、Play（玩耍）等相关“体育”概念，甚至熊斗寅先生曾大胆提出的“TiYu”的“体育”总概念。为了清晰“体育”这一基本概念（体育广义内涵尤甚），学界进行了长期争鸣，至今尚未统一认识。《奥评》文的作者简单的将“体育”理解为两种，并将对理解“体育”的这种“个性”思维迁移至《奥评》文中，以“体育”的这两个维度内容（Sport和Physical Education）来架构于李先生的思维之上，也无怪乎会出现由理解“体育”概念的不同而引发的文不对题的乱评一通的现象。虽然《奥评》文笔不错，旁征博引了不少，但“体育”的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以至文不对题，也就缺少必要的学术争鸣价值了。对于《奥评》文的第5大点（还有一些话要说）中的“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和“再说“人文奥运””这两个议题[1]，观点的主旨思想早就是当前学人对这两个问题的普遍认识，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倒是换了一些形态各异的文字符号，举了下手支持了一下别人的观点。还不如花点心思在对体育概念的探讨之上，这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体育理论界，且尚未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英国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译者在译序中写到：“就是由于对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没有一致的理解，说得不客气一些，甚至连概念也没有弄清楚，以致在有关的讨论中，忽忙披挂上阵，进行论战起来。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混战一场，不了了之，问题仍没有解决，倒把观战的读者弄得益发糊涂了。”“不是有著名政治学家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吗？在反对“言必称希腊”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但发生在第二次“西学东渐”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至于把民主理解为“当官要为民作主”而犹理直气壮，那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4]我也不想费脑筋再写些同样思想但外观各异的符号文字了，就将别人的东西无耻的借来一用，请读者将“人文主义”置换成“体育”，再读一遍，也便是我想说的话了。
6 问题的解决：体育学术批评的论域检验
此时，我想起解放军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李卞婴先生写的一篇学术批评文章，题目为《创新是体育的灵魂——兼评《体育学刊》上的两篇文章》（以下简称《创》文），发表于《体育学刊》2001年第5期。该文源于对两篇论文的述评。一篇是胡小明先生在《体育学刊》2000年第5期上发表的《新世纪 新体育》（以下简称《新》文）一文；另一篇是邓若锋、杨丰宇先生在《体育学刊》2001年第3期上发表的对《新》文的质疑与讨论，题目为《理性思考体育进步的目标方向》（以下简称《理》文）。李卞婴先生在《创》文中以三个大标题的内容理性的评论了《新》文和《理》文，这三个大标题是：“着眼点和着力点不同，形成不同的论证层次”、“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形成不同的范围和结论”和“争鸣文风与创新”[14]。有心的读者可以读读这三篇文章，就更会对学术批评中的论域检验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了。在此，我想对《创》文做个思想的补充。在进行体育学术批评的论域检验过程中，不仅对着眼点、着力点、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有明确的界定，而且有必要对被质疑方的基本学术观点有一清晰的认识，并设置一道“被质疑方的学术思想的检验”的过滤网，要不就很难做到学术批评的“公平、公正、公开”。
我再举一个李先生的例子以释义。李先生最近的新作《卢梭的抗议——体育克服人类缺陷的哲学线索（上）》中有这么一句话：“生活在“世界3”这种“人工逻辑”的“鸽子窝”里的人类”[10]。“世界3”指什么？想理解李先生所谓的“世界3”，首先应对尼采的生存哲学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必须看看李先生写的两篇文章，文章题目为《谁能与我同醉？——试解波普尔“世界3”中的体育运动》（分上篇[15]、下篇[16]）。如果没有了解李先生的相关思想，一定会对那句“生活在“世界3”这种“人工逻辑”的“鸽子窝”里的人类”中的“世界3”产生疑惑，又会认为李先生在胡说，到时候又会出现旁征博引了一大堆东西，用以说明现在是“1个世界”，而非“3个世界”的笑话了。真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仅为区区字眼的体育学术批评文章的问世了。
如果研究没有延续性，那后人就不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一篇论文解决的只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学者的思想是通过诸多论文的思维连续或是一段时间的知识积累而逐级形成的。我们在检验外部论域环境时，更应对学者所持有的基本观点做必要的了解，这样才能将双方置身于同一个房间里面对话，当然也就避免了李卞婴先生所说的“足球裁判去执法篮球比赛”[14]的现象了。
既然学界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为什么现在还会出现，实感困惑！不知者无罪，想必《奥评》的作者不曾看过李卞婴先生的《创》文，想必《奥评》的作者也不会在意李力研先生所谓的“世界3”，想必李力研先生更是不会与《奥评》的作者理论的（李先生肩负着一份沉重的学术使命，挖掘体育哲学思想用以现实之急需），但总不能让其混乱了大家的思维吧。还是让我来接这个“轮子”吧，套用李力研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这些话，就算做令人头痛的话吧！”[17]
7 多余的废话：向大家致歉
以上的言辞不免过于偏激，在此，先向李先生（李力研）道个歉，更要向《奥评》文的作者（史友宽、曾庆涛）道歉。本文并无他意，只是想扩大了这个“批评度”，得以刻骨铭心的反思效果。李先生和《奥评》文的作者都没有错，问题出在对体育学术批评的论域检验上。“体育”就是在“绝对标准”之下的人生比试（同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乌托邦式理想），这样才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才能称得上公平。体育学术更应该注意这种“公平性”。体育学术批评也有“体育规则”，在我们对现实事物的具体研究中均有体现。例如，我们在做毕业论文时就很讲究对基本概念的界定问题，在核定相关概念的前提之下才能开始对主题的探讨。与其说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倒不如说是对论域环境的核定较为合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注重于对基本概念、着眼点、着力点、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地域差异等学术论域（可称之为“硬”环境）的核定，而忽视了学者的“个性”检验问题（可称之为“软”环境）。这很像在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对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的检验问题，有些特定情况是用不着对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的。一旦我们忽视了它的特殊性，在一些有必要进行学者观点检验的议题上，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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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力研.中国古代体育何以未能成熟——以古代希腊为参照的历史比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2):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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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力研.毛泽东与他的“豪杰”体育[J].体育科学研究,2002,(2):1-10,24
[9]李力研.体育：“培养人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解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3,(5):1-5
[10]李力研.卢梭的抗议——体育克服人类缺陷的哲学线索（上）[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3):1-6
[11]李力研.古稀深情寄体育——写在王则珊教授新著出版之际[J].体育文化导刊,2003,(12):72-73
[12]李力研.奥林匹克运动与中西方文化性格[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3):6-8
[13]胡小明.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J].体育文化导刊,2003,(12):18-20
[14]李卞婴.创新是体育的灵魂——兼评《体育学刊》上的两篇文章[J].体育学刊,2001,(5):8-11
[15]李力研.谁能与我同醉？——试解波普尔“世界3”中的体育运动（上）[J].体育文化导刊,2004,(7):14-17
[16]李力研.谁能与我同醉？——试解波普尔“世界3”中的体育运动（下）[J].体育文化导刊,2004,(8):20-24
[17]李力研.科学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位作者而说的话[J].体育文化导刊,2003,(11):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