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 演讲人：邓正来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刘旺洪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2006年4月15日 上午9：00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东报告厅
刘旺洪：很荣幸，也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幸请到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法学翻译家，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邓正来教授。邓正来老师，他是原来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以及《中国书评》的主编。我们知道，邓正来先生，对我们学法学的人来说，他的许多方面我们都是很了解的，对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学法律的，知道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就是我们邓先生翻译的。哈耶克，也是邓先生给我们介绍进来的，比如《自由秩序原理》。最近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都在十分地关注邓正来先生在去年发表在《政法论坛》上的一系列论文。现在这些论文已经出版成书了，就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另外，邓先生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领域，就是关于市民社会的关注，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的构造等这样一些学术领域，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风。他教会我们如何来思考，如何来研究法学。另外，据我了解，邓先生在法学教育方面，特别是如何带学生，如何引导学生，指导学生来看待、来把握法学的前沿，让学生了解大师是如何思想的，这样的法学教学特点给我们很多启迪。我们今天能够请到邓先生来跟我们谈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这样一个很有针对性、实践性，同时又很赋有挑战的这样一个题目。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听讲，认真地思索我们今天所涉及的论域。现在，我提议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先生给我们作讲座。（掌声）





邓正来：尊敬的同学，尊敬的老师，尊敬的主持，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用星期六休息的时间来和我共同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问题。我之所以同意讲这个题目，原因是自己已经是南京师大的兼职教授。（掌声）非常遗憾的是，行程非常地仓促。我这两天在南京大学讲两场，在你们学校讲两场，紧接着今天晚上去扬州大学讲一场，明天去常州讲一场，还要到苏州大学讲两场，所以时间非常紧张，希望以后有时间跟你们更多地，更加静下来，更加慢地好好交流。跟你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当事者，中国法学研究搞得好坏，法学教育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你们不仅是花钱在这里度过四年的美好时光，或者说七年的时光，不是花钱的问题，也不是耽误了你们时间的问题，你们是用你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青春花在了这个学校里。如果这个学校没有提供给你们很好的法学教育，它不仅是没有完成它作为一个大学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耽误了你们的青春的美好时光。这是一段生命！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你们为本！一个大学不以学生为本，是一个不合格的大学。大学怎么以学生为本？就是教育！

但是，我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也不像领导那样，谈些空话、假话、套话。讲到中国法学的研究与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你们的一个老师，我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你们进行教育，给你们上课？我们现在各个大学，不是你们大学，北大，清华，所有这样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现在的法学教育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在讲之前，我来看一下，这基本的逻辑是这样，我们先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中的基本问题，看看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我想在讲之前，先强调一下，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不管它今天的水平如何，总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不能无视以前的老师，以前的学者已经做出的贡献。今天作为我们学生也好，在座的老师也好，一定要由衷地去承认这一点，没有他们这样的贡献，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研究生考试制度，博士生制度，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的遴选，这些都不能确立起来。正是有了他们的贡献，给我们反思和批判他们提供了基础，使我们能把我们的教育制度建设得更好提供了基础，贡献我们就讲这么多，不谈了。





下面我们讲讲他们所存在的问题。问题很多，但我想把它简单归纳到几点来讲。





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大而化之，没有深度。我们的法学研究，在座的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也有，希望你们不要光读你们的教科书，也去看看中国法学的核心刊物，包括不是核心刊物的刊物。看看我们的法学研究上面发的文章是一些什么文章，再看看我们的教科书是什么样的教科书。严格地讲，都是大而化之的，都是没有深度的，都是蜻蜓点水、面面俱到。没有一个问题纵身论到七八万字，十来万字的。就一个问题，都是会说大问题，小问题他不会说，说一个概念他讲不出来，你叫他就一个概念写它二十万字，它写不出来，他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说到，二千字，这是我们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大问题。你们的老师讲课也是这样，蜻蜓点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慢慢来推进的，慢慢来改善的，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怎么会没有深度呢？是因为他没有问题意识，所有的文章写出来都跟教科书一样。老师讲的课干脆就是教科书的翻版，他没有那种问题的意识。比如他会讲，“这一节，我们讲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然后讲什么叫权利，什么叫义务。”这不是问题意识，这叫什么？这叫描述。这就弄得我们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没有问题。写论文是这样写的，第一章，历史延革，或者说起源；然后，第二章，中西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论叙；第三章，定义、概念……就是跟教科书一模一样。你问他，“你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个问题？”“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呗。”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老师教你们讲，今天要写权利和义务关系，它的重要意义有三点，一是……，二是……。然后你们看，小学生写权利、义务的关系的重要意义也是三点，考硕士生也是三点，考博士生还是三点。你为什么要去研究？你肯定会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背后的意义是和别人不同的。如果是一样的，别人已经研究了，你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呢？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拿最简单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写了权利义务关系，我邓正来还要去研究？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前人研究大概基本上有两种脉络，或者有几种脉络。这样的几种脉络研究遮避了权利、义务的什么问题。权利、义务背后的问题就看不到了。遮避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要讲权利义务问题？把这个问题给遮避起来了，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于是乎，我要去研究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个问题开放出去，我要使大家都在喊权利、义务问题背后的这个问题揭发出来，我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别人也谈，你也谈，别人谈的方式是什么？谈的approach是什么？径路是什么？你的径路是跟他一样的吗？好，我的径路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么你的径路不同，你去研究这个问题，你的假设是什么呢？你的假设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吗？如果是不一样的，你也就说出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问题意识，我们就会说权利是什么，特征是什么，义务是什么，特征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特征一、二、三……。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从小在幼儿园老师告诉你们的那种知识。老师告诉你说，天上有乌云，很快就可能要下雨了。但为什么有乌云就下雨，你是不知道的。你们是学生啊，你们将来有可能成为研究者，读书人，学者。大家都知道，股票的交易大厅，大家会看见，红色叫涨，绿色叫跌，老百姓都知道，跌了，涨了；你是一个研究者，你是一个学习者，你就不能只看到它跌了，涨了。这就混同于一个没有这种知识的人，等同于他们。你作为一个知识人，你要懂什么？它为什么涨，它为什么跌？为什么在相同的情况下，同样要跌，同样也要涨。这就是你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也没有问题，把我们的学生弄得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你去看看你研究的文章没有问题？他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怎么能让学生有问题？我们的教科书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奇怪！就是把这些东西背出来，一二三……。“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正当？”“什么叫权利？”“什么叫秩序？”“什么叫法律？”背出来就行了。不重要，这个东西不重要。没有一个大师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对法律的定义，没有一个大师对法律的定义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要用这些东西去解决问题，是要你们用这些知识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这是我讲到的它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问题更大了。我们的问题是没有脉络意识。学术是有脉络的，它不是乱的。比如说讲休谟，我给你们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哲学界，在我做哈耶克的研究之前不知道，我做了这个研究之后，他们就知道这个问题了。英文词，我们大家讲一下，英文词有三个词是一样的词，一个叫“rationality”,什么呢？叫“理性”。还有一个词，叫“irrationality” “非理性”，加了个“ir”，加了个前缀，就是“非理性”。还有一个词叫“nonrationality”，它在前面加了个“non”，“非理性”。就这么三个词，这三个词意味着什么？在我之前，都这么翻的——“理性”和“非理性”。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的传统，以笛卡尔，卢梭这拨人为主，就是理性。这种观点强调什么呢？强调理性至上，人有无限的理性，可以设计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把世界改造成为彻底不一样于过去的世界。人和上帝一样。那么非理性意味着什么呢？大家知道像尼采、弗洛伊德他们那批人，还有叔本华，他们强调什么呢？理性不是永恒，有很多东西是非理性的，像情感，直觉，甚至更深的关于力的这类东西，有很多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才是重要的。这就是两大脉。那么两大脉怎么会出现三个词？还有一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脉，从十四世纪，西班牙一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然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英美，这当中主要有休谟，你们知道的亚当斯密，艾顿•弗克斯，也有哈耶克这样的大师，这派人强调什么呢？他们强调的是“nonrationality”，不能翻译成“理性”或者“非理性”，叫什么呢？叫“理性不及”，这是我给它发明的词。什么叫“理性不及”呢？它说，“我们反对卢梭、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是上帝。同时，他们反对像尼采、叔本华他们所讲的，理性是没有用的。他们说理性是有用的。因此在西方的哲学当中，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支配着人的行为和人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个人因素？理性、非理性、理性不及是三大脉，三大重要的哲学脉络。但是我们不懂。你去看看我们教科书，你们现在大多数在读这种，他胡编乱造，他不懂，他讲权利，他把不同脉络的观点都放进去。理性主义的他讲权利，理性不及主义的他也讲权利，非理性主义者也讲权利。你以为都讲权利就可以放在一起吗？他们都讲权利，但是三种活脱脱的学术理论主张是截然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东西。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是学法学的人绝对应该知道的，一个是德沃金，他的著名著作《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像德沃金这样的人，我们国家研究权利的人就会引用德沃金，他们把德沃金引证。他们说，德沃金讲权利，权利很重要，我们讲权利本位论，权利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权利就引用德沃金的东西，因为他写了本书《认真对待权利》。德沃金讲的“权利”跟你讲的“权利”有什么区别？两回事！你讲的“权利”，也就是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德沃金讲的“权利”是什么？是作为一种philosophical base of the law theory，是法律理论的哲学基础权利，他的理论叫right base of  jurisprudence 法理学的权利为基础的理论。与他相区别的另外一个大师诺切克也强调权利，诺切克也讲权利，于是乎就有人把诺切克权利的观点引证上去。乱扯！德沃金讲right,权利是right，right base of the theory,德沃金讲什么？德沃金讲intitlement，在中国翻译成权利，错得不要太错了。这是一个天和一个地的区别。你们去看看何范洪翻译的那本，诺切克的名著《乌托邦与国家》他把它翻译成权利。这叫什么？这叫资格。资格是什么？资格是构成权利的基础。这两码事。两个人都讲权利，讲权利很重要。不行的，不能支持你的。诺切克是反对德沃金的观点的。哈耶克讲自由很重要，于是引用哈耶克的观点，也讲权利，权利本位，哈耶克反对你讲权利的，哈耶克甚至反对把人权法案写出来。他说，我们的理性怎么知道这个权利比那个权利更重要呢？怎么能把人权法案写出来呢？你们怎么能要求把权利入宪的时候，引证哈耶克的观点来支持你呢？根本没有脉络意识。不知道这个人的理论脉络是什么，不知道这些理论脉络最基本的哲学主张是什么。你说，他这个研究怎么能搞得好？学生怎么能搞得好？教不好，他们教的方式是什么？写文章的方式是什么？买一摞书来，先看目录，看目录有没有权利，有权利的折起来，塞卡片第几页；再另一本目录有权利的，折起来第几页。写文章抄，抄出来，这叫引证，从来不看这本书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属于什么样的观点，他都不知道。我们国家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德沃金上次被请来演讲，请他讲“认真看待权利”，德沃金笑掉大牙，德沃金讲，“真的是讲这个题目吗？”他说，“是”。很有名的院长。他说，“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对您的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真的决定请您讲这个题目。”他说，“我这个演讲、论著，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发表了。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吗？”你说丢不丢人？但是回答是，“我们现在中国特别需要权利。”德沃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他不能说，我讲这个“权利”不是你们那个“权利”。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个玩笑开到国际上去了。你们不要笑，这样的玩笑天天都在发生。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重要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我们的知识结构太学科化。搞民法的人不知道刑法，搞刑法的人不知道法理，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出来那么多专家。这个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我们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我们不懂。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我自己如何带学生，我给他们布置什么作业。你们都可以学的。我把一套程式都教你们。两个概念混淆的是什么？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叫学科？学科这个词，英文叫discipline。什么叫discipline呢？就是纪律、规训。规则的规，训练的训，就是把你放在学科上面训练。学科是干什么用的呢？是传播知识用的。为了传播知识的便利，能够使某一种类，某一门类的知识，比较好地，比较方便地传播给下一代人，或者其他人，而出现的这种学科。学术研究两码事，学术研究是不能有学科的。你去看，没有哪个大师说是哪个学科的人。我到今天为止，到90年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为止，从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的提出，这是我90年代初期干的事，于是乎整个中国就知道，认识整个社会现象，国家发展的问题，不能只从国家的维度自上而下地来认识，还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认识这个问题。然后到90年代中期，我主要在做自主性的研究。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立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我们知道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有不同的领域，严格地讲，学术的语词叫做“产域”,不是叫field，不是叫“领域”。因为他首先涉及到逻辑的关系。领域不一定有逻辑，产域是一定有逻辑logical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学术知识的生产，像教育、研究都属于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产域。还有经济的产域，政治的产域，社会生活的产域。每一个产域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比如说经济产域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要创造最大的效益，利益最大化；政治不是，政治是不管什么代价，利不利的，说出去的东西得算数，领导讲的话一是一，二是二，底下必须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对的也要执行，不执行不行！社会生活领域主要是communication,沟通；understanding，理解。学术生产领域是什么？它有自己的逻辑，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知识生产有个传统的逻辑，所以知识是慢慢增量的，一点点增加起来的，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慢慢增加的，形成新的知识。它不靠速度，它不靠力量，它就是靠点滴的努力，平时的努力，一点点地努力上来。这是我90年代中期干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它是没有自主性的，它是依附于经济产域、政治产域的。它是与其他产域共谋，如何把知识产域出卖给经济产域，出卖给政治产域。我当时主要研究这个问题。90年代下半年，我研究资本主义理论问题。中国人喊口号，讲自由，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从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开始，讲自由主义，他们就开始喊口号，没有人去深度研究过自由主义，你们去看，没有过的。你们去查论文，去google、百度搜索是没有的。就喊口号，你去问他什么叫自由主义，他不知道。我用8年时间，我闭关了5年，天天在家里看书，什么事情都不干，不出国，不参加任何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约稿，天天在家里读书。然后到20世纪（新世纪），主要研究中国法学学术的批判问题，对一个世纪的中国学术的批判。我的所有这些研究没有人认为这是法学研究，或者说只是法学研究，没有人认为这只是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也没有人认为这只是政治学研究，或者哲学研究。哪个学科都在研究，都在讨论。你要我写《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法学界的事？不是的。哲学界？哲学界讨论得很激烈，当然法学界现在也闹得很猛。现在不下三十篇文章来分析和批判我的观点，非常非常好！但是更深刻的讨论是在哲学界展开，在政治哲学界展开。美国的汉学研究的英文刊物第二大刊物，《当代中国研究》给出三十个page，三十个页是不要审稿的，全部发表，没有过的待遇。他是哪个学科的？我们老师一讲，我是什么学科的。你是学科的，你吓唬谁啊？不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学校里教书这个学科。你作为一个学者，你给我讲讲桌上矿泉水的问题，你告诉我这是法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没有纯粹的法律问题，更不要跟我讲什么纯粹的民法问题，没有的，哪有一个日常生活不是政治呢？什么事情都是综合的问题。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想当一个好学生，你们大多数要去进行实务工作，要去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甚至是老师，你们一定要知道光有课本上的东西是不够的。老师如果是这样教育你的，老师就是在蒙你。这个老师不合格，教学经验来得太少。这是我讲的第四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老师为什么要教书？老师不懂得为什么教书，就像是我们学生一样，当然学生也有责任，你们为什么要去上课？你们都经历过。你们现在上课的方式肯定也都是这样。现在可能更加这样。吉林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请我吃饭，我去吉林大学任教两周年，他们请我吃饭。我说饭可以吃，但是必须把管人文教育的副校长把他请来做笔记。为什么？因为我说我有重要问题要讲。什么重要的问题呢？我说，“请教你，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上课？”有没有哪位学生能回答这个问题？大胆一点，讲错了没关系。举个手，站起来说就行。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上课？经过我的观察，你们看对不对？就是要把学生变成一台台不精准的，水平高低不等的复印机。高水平的老师，稿子不要，站着讲，背；水平差一点的老师，讲义放在面前，忘掉了看一眼；水平最差的念稿。学生在底下记，看谁记的快，而且不给别人看。为什么？因为到考试之前，我卖笔记给你啊。你要不要买？你小子没上课是吧？逃课了。来，到我这儿卖给你。三十块钱一套，关系好的抄，但你得请我吃点东西。这都是发生在学生里的事情。学生变成上课不要动脑子的，脑子放掉了不带，带什么？带耳朵，带一本笔记本记。当书记员，从中学就开始了。大学更记。为什么？考试考什么？老师点名，说考试就考这个。你不来，奖学金没有，不能全优生，一系列制度、措施安排，就让你变成复印机。下课以后不看，什么时候看？快考试了，聪明点的学生考试前半个月，笨一点的学生考试前一个月，开始背，叫整理笔记。也不要动脑筋的，考完就忘记了。老师讲什么道理，都忘了。这就是老师上课的目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个著名的教授给我建议，“你这个上课，为什么门都大敞开？”什么人都可以听。吉林大学不管他经济学博士，哲学博士，都来听你的课。不管是03级的，04级的，05级的，本科生也可以听。吉林大学听完了，其他外校的也可以来听。他们说，“什么人都可以听，怎么行啊？”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说，“邓正来你不懂，你讲完了，第二年讲什么？”我说，“哦，懂了。”他是什么意思？他叫你关门，下一年级就不能进来，点名都是这一年级的学生，不是这一年级的学生出去。关了门，其他人不能进去。一本讲义从白纸讲到黄纸，“十年啊”，他说，“我这水平高不高？你看我这讲义多厉害？十年不用换。”十年他不读书啊！我说你这个当老师的，为什么上课之前不把这个学期讲义复印给学生？你按照你的课时，比如说讲十讲，每一讲四个小时。第一讲，讨论什么问题。你复印给他，一个字都不会错啊，学生不要抄。不要把上课动脑子的时间浪费掉。你叫他来讨论问题，行不行？他说怎么讨论？四百人怎么讨论？我说我有办法。很简单，关键是你按照执行吗？为什么我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呢？他说，“怎么讲？”我分成十个组，四十个人一组，每个组派四个代表发言。前两个小时讨论，后两个小时总结发言。每组四个人发言，十组四十个人发言。下面再轮另外四个人，每个人都能轮上。每个小组都有激励。每个小组的观点都不一样。老师作最后点评。为什么这个小组的能看到这个东西？那个小组看不到？学生是有脑子的，你现在把他变成没脑子了。复印机不用，你叫他变成复印机。（掌声）过去没有复印机也就算了。现在有复印机了。这是大学的理念。我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讲先进性很好，但是我认为，大学里的共产党员讲先进性应该讲什么东西啊？第一条，你想把学生变成什么东西？一般的老师不讲先进性，讲正常性，没什么先进，你讲正常性的东西嘛。首先的问题，你要把你的学生变成什么？你把学生当作什么人来对待？这才是真正大学的魂。其他都是假的。你们学校的校训是什么？(学生答：正德 厚生 笃学 敏行。)空话！（掌声）大学的灵魂就一条，大学的领导如何对待老师和学生？大学的老师如何对待学生？你把他看作什么？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道理，这个以后再谈。

那么下面我来讲讲，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教学经验三点：在我家里教的不算，我家里面经常有这种读书小组，读书小组出了很多有名的学者，家里面不算，就算我去吉林大学教书的，对你们都有帮助的，建议你们都记下来。这个复印机不要那样复印的，不考试的。

我上三门课程，这三门课程全国都没有的，没有一个学校有的。

第一门课程叫原典精读。什么叫原典精读呢？吉林大学给我的条件非常优厚，每个学期只去7天到10天就够了，一年去两次，我家在北京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对学生很不负责任啊。去两次这样怎么教学生啊？所以，我最少去了13次，也就是每月至少去一次。去了以后，我就上课。我不敢坐飞机。坐火车，早晨7点钟下火车，9点钟开课。从来没有变化过。我到学校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上课。所有的老师，所有的领导都知道，邓先生来上课啊？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到教室找他，宾馆和教室找他，其它地方找不到。原典精读讲什么呢？我去选重要的大师的论文，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带他们读富勒，非常伟大的法律哲学家。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篇重要论文叫《人的魅力与自然法》。我带他们怎么读呢？所有人都可以来，本科生也可以来。我走了以后，你们自己成立读书小组。没人教你们，你们自己干，有问题，你们可以发E-mail给我，我来帮你们解决。没有人教你们，你们得学会自己教自己，尤其是真有心想学的人要团结起来，不要有年级之分。我这地方是没有年级之分的，所以本科生都去。怎么讲呢？一句一句翻，一个字都不能混过去。上原典精读啊，不是叫你怎么翻译。我在去之前，先把材料发给他们。任何人想要的都可以复印，免费。复印完了以后，在我去之前必须翻译好。有个条件，翻译不准参考其他人的，不准商量。为什么？否则你没有提高，你不知道错误错在哪里，你连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你怎么提高？完全靠你自己。我上课了，我先问张三第一句怎么翻？第一排坐非常积极的那些人，后面坐很多排，门口也站着一些人。第一排翻译第一句，我就问，“有没有不同的？”另外一个小组说，“老师，我不同意。”我说你为什么不同意，理由是什么？他讲完以后，我问还有没有不同意？张三，李四也说不同意，这样就三种意见了。如果就此三种意见，我来说，这三种意见里，哪种对，哪种错。为什么对，为什么错。这句话重要在哪里？大师的重要地方在哪里。完了再讨论，一篇文章全部读完。这叫原典精读。为什么要读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克服中国学术界，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当中“大而化之”的问题。一个字都不能混过去。你绝不能断章取义。他有限定的东西，你绝对不能把他变成没有限定。有的人问我，“邓先生，哈耶克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是什么。”我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他。”哈耶克是在什么意义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哈耶克说，“在终极关怀人类幸福生活的意义上，我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在终极问题上是没有错的。我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所承诺的目标没有方法通过她所提供的方式来兑现。她做不到。她讲计划手段，集权方式，是人的理性根本完不成的。她是有限度的。她是有一个严格限定。大师会说，in a sense and limited，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什么叫某种意义上？那个某种意义上很重要。你就要找出来，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不是自由主义者。这就是大师。一个字都不能混过去。霍姆斯讲，过去的法学属于历史学家，今后法学的发展要属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大师，胡扯！你读过霍姆斯的那篇文章了吗？你认真读了吗？我带着学生读，告诉他们，中国法学界现在强调法律经济学的那帮人是如何断章取义的。看看霍姆斯是怎么讲的。霍姆斯说，“法学作为一种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scientific method。举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洞穴，洞穴里面有一个dragon,。我们翻译成“龙”，怪兽。他说，你首先得把怪兽从洞穴里拖出来。你不拖出来，洞穴里乌漆抹黑的，你怎么知道它有多少颗牙？多少爪呢？首先得想办法从洞穴里把它掏出来，拖到亮光的地方，然后干什么，用统计的方式看看有多少爪子，多少牙齿，然后你能知道它有多大的力量，你就要去计算。这个时候就是统计学和经济学的问题。过去的法学就只知道拖出来，这叫historical method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尘封在黑暗当中，我们要把它拖出来，放在当下的日光下，用历史的方法一点点说清楚。光拿出来不行，你这法律有没有效？法律到底有没有力量？我们来看看，有多少牙齿，多少爪子，这是我们用统计的方式，甚至经济学的方式。因此，在霍姆斯认为，作为一种scientific method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前提。不能被否弃的。无论你经济学怎么重要，统计学怎么重要，历史学的方法是不能被否弃的。再说了，霍姆斯讲的也未必全对。但你首先不能断章取义，说法学的未来属于经济学和统计学。历史学放到哪里？没了，洞穴的故事没了。无缘无故这个dragon出现在日光下。荒谬！这就是我要给学生上的原典精读课。你们下了课可以自己做。我的那些学生到后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连中文的著作都会一句句读。你们现在问问自己，你们有哪本书是这么读的？一句句读的？别不好意思，我都知道的，不是你们的责任，是教育体制的责任。它不规训你们这些东西，它不训练你们这些东西，它觉得这个不重要，吹吹牛就可以了，这是我给学生上的第一门课。




我给学生上的第二门课就是小南湖读书小组。这是一门专门课。我每次去长春住，都住在华侨饭店，华侨饭店边上正好是南湖，然后我就给读书小组取了个名字叫“南湖读书小组”。“南湖”这个词是伟大的共产党使用，我们就叫“小南湖”吧。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干什么呢？基本上是一年要读7、8本书，这是我规定阅读的数目，翻译过来，经典的著作。我安排张三做主报告人，李四、王五做主评人，其他人可以来发言，写读书报告。有条原则，不写读书报告的人，不可以发言，可以来听。为什么？没有认真研究，你要发言不是浪费人家时间吗？我们现在学校开会领导先说。我学问比他高多了，他先说，他说半天，然后再我讲，凭什么呀？你们听众也是，听了半天到底听谁的？我那个地方不行。你没有写读书报告，你可以来听，但是发言者是必须写读书报告的人，不管你写的好坏。第一个主报告人讲二十分钟，两个主评人说完，停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我来评价。主报告出了什么问题，主评论出了什么问题，优点是什么。然后下面每个人发言，我都点评。所以在我那个课堂里，每个学生的名字我都知道。每个学生的优点、缺点我都知道，甚至每个学生在哪个方面进步了，哪个方面退步了，我都知道。你们也可以搞这个读书小组。你们知道“正来学堂”吗？用我的名字命名的一个网站。小南湖读书小组报告他们都贴出来的。你们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写书评的。这个课程是干什么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学会如何去阅读。如何阅读是学问，如何阅读背后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你要去发现作者的问题。你要去发现作者的前设。你要去发现作者论证的过程，像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你怎么去发现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要训练什么？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不能死掉。你是读者，读了半天，永远是邓正来的老二，你怎么可能变成邓正来本身呢？你把它全背出来，你都不及我。所以你不能死掉，你要有你的问题，你要存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训练你们读书小组互相的尊重。不仅要跟大师学，跟老师学，还要学会从你边上的人去学。他怎么能看到你没看到的东西呢？他怎么讲出了我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东西呢？我跟他看到的是相同的，怎么他描述得比我好呢？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我的那个地方，自从我到了吉大，那些同学通通如此。忙得跟别人学都来不及。他们学会了赞扬同学。第三个，训练你们的表达能力。我们现在的学生总是记笔记，不会表达。讲一句两句会，系统地讲不会。拿着稿子念、背，“尊敬的老师，尊敬的……”这是朗诵啊！这是我开的第二门课程。阅读的书目就不说了，我带我的学生读，基本上不读法律书的。03级的学生，我带他们读的基本上都是社会学。我首先让学生知道，你研究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当然要考老师的功夫了。你都不懂，你都没读过，你叫学生怎么读？学生读的是天书，你也不知道，讲对讲错你也不知道，那不行的。选书也很重要。当然，这个没关系，慢慢来。





第三门课就是大师思想讨论课。这种课都是结合起来的，就是讨论一个大师的思想。上一堂课，我就找个学生研究这个人物，下堂课就讨论他的思想。我就让我的一个博士生，请他讲富勒。讲完以后进行讨论。富勒是个什么人？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那么关于新自然法学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和批评呢？我有一个同学专门做菲尼斯的研究，菲尼斯就是新自然法学中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对新自然法学的研究非常深刻，那么请他做了一个讨论。富勒作为新自然法学，他批判任何以事实和价值两分为基础的流派。一个是法律现实主义，一个是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现实主义，我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做卢埃林，一个学生做弗兰克，他们两个是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请他们两个来回应、回击我的那个博士生，那个做富勒的主报告。做法律实证主义的，我有三个学生做哈特，一个硕士生，两个博士生，请他们来回应这个主报告人。富勒的思想主要建立在蒙太力克戴利和哈耶克的基础上。我有学生是专门做哈耶克的，请他来支持。搞这样的讨论，是大师思想的讨论。真正的交锋，谁都不能混，连个文章的名字你都不能错，他在××年写的文章，回应什么文章，你不能编。

这三门课程是三维一体的，连在一起的。原典精读读富勒，研究目的是读自然法，大师思想讨论我们讨论富勒的思想。小南湖读书小组读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经过这样一个课程下来，学生就会搞得很清了。一定比那些教授水平高，一定比那些教授写西方法律哲学思想的水平高得多。这是我针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问题开的三门课。

但仅此不够，我在我师门中有很多作业。这个作业是不保密的，可以公开给你们听。你们愿意做的也可以做。我对我的学生有四项纪律。第一项纪律：不准以任何方式，以任何名义，给我和我太太，和我的女儿送礼。这关系到我跟他们的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他们什么礼都能送，我什么礼都能收，他们在给我读书，读书的背后肯定骂我，送礼后，读不读书也就没问题了。第二项纪律，在教学区不准帮我拿包。当一名老师，连包都拿不动，你上课上什么上？领导的包可以提，老师的包不可以提。（掌声）第三项纪律，不能以我的名义与别的学生闹矛盾。第四条纪律就是不准抄袭、剽窃。在座的都要写论文，我是这样教我的学生，如果你这文章不会写，是一项作业。老师布置了，你就去抄，抄完了以后，你就说明，“老师，这篇文章是我抄的。为什么呢？我对这问题确实不懂，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我抄完之后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有这么几点感想。你们的老师保证表扬你。你去抄，对付他；哪天发现了，你就惨了。写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引证别人的观点，给出注释，不是水平差，这是道德底线。你给出注释，是对别人的尊重。你们老师会表扬你，不会说你笨。这是四项纪律。





二项原则：第一项原则，作业必须完成。不完成不会处罚你，但是拖延多少时间，就拖延多少时间开题。三个月就拖延三个月，半年就半年。你可以拖，但是不准不做，这是第一项原则。第二项原则，必须锻炼身体，否则就不能开题。（掌声）我和我太太，每个月资助学生三百元，就让他们买水，买羽毛球，买乒乓球，买跳绳。（掌声）就让他们锻炼身体。你想让学生做好你的作业，不锻炼好身体怎么做？学校不关心你们的身体，老师不关心，行吗？

下面讲讲五项作业：第一项作业，基本上就是读法学书。这个书读完以后必须写严格的读书报告，使大家把法学的知识结构打得更牢。第二项作业就是，好文章坏文章。这是每个月写的，一篇写好文章，一篇写坏文章。什么叫好文章，什么叫坏文章？正来学堂里有个在线论坛，你可以去看。就是你必须去选两篇相同题目的文章，吴敬琏写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盛洪写的《中国经济发展》。这两篇同样的题目，你去阅读，你来比较，比较完以后，你告诉读者，哪篇文章写得更好一点，理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看法。你喜欢文学，喜欢电影，都可以选，再比较，哪篇文章在你看来更差一点，为什么它更差。一个月写两篇，都贴出来。这两篇文章有一个条件，不准选法律的文章。为什么？解决的就是知识结构太差的问题。这是强迫性的任务，必须完成。我的学生都可以进行比较，我提出表扬，不批评。我说，“……不错，有进步，选了两篇大师的文章。”他选了一篇汪辉的文章，他选了一篇讨论跟汪辉相同题目的文章。他选了一篇费孝通的文章。什么意思？其他学生见了，“对啊，他们选了两篇大师的文章，我选的文章水平很差。同样是写，我不是把时间浪费了吗？”我讲，“很聪明。你们不仅选了两篇很权威的文章，时间没有被浪费掉。”你选了两篇硕士论文，水平很差，乱写乱看，你这是对付你自己。所以学生选到后来就攀比，看谁选的好。互相之间一攀比以后，马上就不一样，选的文章水平高，他们在这方面的积累就越来越多。这是第二项作业。





第三项作业是原刊阅读。原刊阅读放在最后讲。





第四项作业是建立建设图书馆。这个也放到最后讲。





最后一项作业是读书小组。我的师门当中，有五个读书小组。我现在的师门有四十来个人，名下有三十多个博士生和硕士生，但是还有一些弟子，我认的，可以进来，加入读书小组。读书小组有五个，法律全球化读书小组，西方法律哲学读书小组，自然法读书小组，法律实证主义读书小组，全球化读书小组。这些小组的核心成员都不重叠。但是我的学生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都有事情。他们都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听小组的讨论。他们不用去看那些书，那些书各个小组在看。其他小组的不用去看，就去旁听，都有帮助。他们可以学，而且学得很好。我在学校的时候，晚上就去参加他们小组。这是第三项作业。

第四项原刊阅读和图书馆，跟我教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有关系的。我的学生除了个别情况，可以不做专人研读以外，99％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做专人研读。也就是说我的学生必须每个人都研究一个人，研究一个西方大师。比如说一个硕士生，我们有保送生，一般是在三年级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像这样的学生，保送生就会去找我，“我想做你的学生，行不行？”我说，“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做我的学生？你读些什么书？”你写封信给我，写完信，我实际上考察他有没有吹牛。然后谈两次话。你说看了哪些书，我看你看了没有。这个情况经过以后，我觉得还可以。也就是说他在四年级上就已经进了我的师门。那么我就要为他确定一个人物，根据他的倾向，他的知识结构，来给他选择。比如说，有思辩能力的，德语能力的，我会选择一个康德，给他去做。那么另外一个学生，我觉得他思辩能力不是太够，那我就让他去做布莱克，法律社会学的。或者有人对法律经济学或者文学的很感兴趣，让他去做波斯纳。每个学生一进去，就确定一个研究的方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学生做的什么研究，我来“炫耀一下”：03级的学生刘小平同学做哈耶克、周红阳也做哈耶克，但他们俩做的不一样，一个是做哈耶克的宪政、一个是做哈耶克的知识论；邹立君同学做的富勒；张琪同学做德沃金，朱振同学做劳克斯，蔡宏伟做波斯纳，资琳做罗尔斯，李强做韦伯，高国栋做哈特，刘剑做卢埃林。04级的学生苗言做哈特，于小燕做布莱克，张翠梅做诺奇克，侯瑞雪做国家与社会，王峰做罗尔斯。这都是博士生。甘德怀做奥斯丁，王小刚做全球化，韩平做福柯。然后是硕士生，辛星做波斯纳，仁严函做哈特，张燕做霍姆斯，佘艺林做哈贝马斯，常安做莱戴尔。有些人你们都没听说过，像莱戴尔，中国法学界都不知道是谁的。曲连做菲尼斯，瞿国做洛克，曹进做卡拉不利希。太多了，“炫耀”太厉害！（掌声）那么研究的方向确定以后呢，我就要请他们做两项作业。首先一项，就是让他们建立图书馆。就是你要把你研究的人的所有英文原著文献全部找到，目录，年代，生平，学术生涯，简历。还要建立什么呢？所有其他学者研究他的著作，所有其他学者研究他的论文。然后告诉我国内图书馆有什么？哪个大学图书馆有什么？你现在能找到什么？不能找到什么？不能找到的我帮他们想办法找。每个人必须建立一个图书馆。在建立图书馆的同时，你必须注意，我们学生都是研究这些大师的，这些大师研究的时候都会互相引证，互相会批评。比如说，哈特就曾经写过富勒的东西，富勒就曾经写过卢埃林的东西，这个文献就互相传递。所以，在我的师门当中，每个图书馆在一个共同的保密的地方。这些文献大家都互通，谁都会提供，而且会主动告诉对方。比如说，苏本那萨专门写过好几个大师，忒内克斯写过几个大师，这些都是大师写的大师，所以对他们的研究有极大的帮助。首先要建立图书馆，而且学会资料共享。不像我们中国现在的法学，弄本台湾的书中文的就藏起来，图书馆就一本，借了不还，孤本。他抄了，他说新观点。这叫什么啊？材料相同的基础上作出的研究才算是本事。这是第四项作业。





第五项作业，就是叫原刊阅读。这项作业非常痛苦。第一年双月一篇，选择的文章必须是哈佛法律评论上的这一级论文。西方有很多大师级的这样的刊物。比如说研究诺切克，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评论诺切克文章的他们就要看。第一年是两个月一篇，6篇；第二年一个半月一篇，9篇；这是要写读书报告的，在正来学堂里你们可以看到是贴出来的，每个人都得完成。第三年一个月一篇；继续读博士，第一年双周一篇。等到他博士开题的时候，就是5年级的时候，也是双周一篇。你们可以算一下，他一共读了多少篇。除了他本人研究的那个大师的著作、论文以外，他读那些评论文章将近差不多有五十篇。这样的博士论文写出来，哪个导师组还敢胡说八道？！现在的博士论文很多指手划脚乱说的，“啊，这个什么问题啊？你给我说说看……”到那个时候，他就不行了。他说，“老师，××年的文献你没读过……”同时，这样的学生出来，他就要求老师的水平更高。就像我这样的学生出来，你说，他跑到社会上是什么结果。跑到高校里面是什么结果。你们再想一个问题，我当你们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这里面将来也会出现一茬茬这样的人。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中国的法学研究，才能真正帮助克服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不是喊口号。钱是问题，制度是问题，老师是问题，学校领导是问题，你每一个老师有没有认真去教？我讲的这三个课程，我讲的这五项作业，没人不知道的。你去看，读一份，这就是看你真正想把学生变成什么。就是要把学生他们的智慧开发出来，他们比老师聪明得多！你们比我们聪明，你们多年轻啊！条件多好啊！你们都有可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要紧的就是看你投入多少精力，看我们的老师有没有使你们的能力开放出来，不是让你们变成复印机，而是使你们的能力真正开放出来，使你们真正成为一个思想者！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谢谢大家！（掌声）说句谦虚点的话，希望大家对我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也提一些批评的意见。谢谢大家！(掌声)





刘旺洪：刚才邓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方面的精彩讲座。下面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向邓老师提问。





学生1：邓老师，我是一名教学工作者，来自于江苏警官学院，也是南师大法学院的学生，现在是在职研究生。我对邓老师讲的主题很感兴趣。因为我作为一个教学工作者，我一直在困惑，我面对学生的是法学本科的同学，但是我感觉到，我做了很多努力，我所讲的同学们不一定能接受，这是第一。第二个，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量，课堂教育能力的提高，应该来说对课堂更可以驾轻就熟。但是我的感觉却是恰恰相反，这是我的两个问题。所以，我今天看到你讲座的主题，我很早就赶过来了。赶过来以后，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对邓老师提个问题。受了邓老师的鼓励，我很想做一个批判。我觉得你在今天的这个讲座的过程中，对于法学教育没有做一个类型学的分析。因为法学教育在我们国家，至少在大学里面，包括大学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您带的是硕士生和博士生教育，而我一直想知道的是您对于我们国家法学本科教育有些什么更好的指导？我希望得到你的指导。谢谢！





邓正来：非常谢谢这个作为同行的批评，他说的，我讲的这里面忽略了法学教育类型学的分类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想讲，这是一个在教育当中，我们可以找出，比如说民法应该怎么教，但是我们首先不能假设学生是干什么的，这个是我坚决反对的。我们有什么权利说，我们的本科生一进到学校里，就是像我们有些教育工作者所说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用的研究或我们强调的是理论的研究……”但你有什么权利把学生一下子归到应用研究当中去？！你怎么就知道，学生今后就不是学术大师呢？你有什么权利说，那个学生应该去从事理论研究呢，而不应该去从事实务工作呢？就我们在本科生的教育当中，其实更应该追求的是通识的教育，就是general knowledge 。不要去把它分得太细。“我们应该是从事实践性的，纯理论的……”不是这样的，学生自己会选择的。我们的教育是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要使他们开放自己的心，使他们的脑子用起来，是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我想是最基本的。谢谢！（掌声）





学生2：邓老师，您好！听了你的讲座之后感觉受益匪浅。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讲的法学教育是在座的每个人都向往的，但是它与司法考试制度有矛盾的地方。





邓正来：关于司法考试的问题，我觉得这不矛盾，是兼顾的。但是我的学生有些很奇怪。我的好多学生说，“老师，我们不去考司法考试了……”我有个男的硕士生，他去考了，但是他很后悔，说我不应该考。他还考上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耽误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四个月的时间，他突然发现他跟他的同学，当时他是六个硕士生同学当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司法考试回来，他发现，其他五个同学水平各个比他高，而且高很多。他原来很敢发言，现在不敢发言了。我还鼓励他，我说，你还是要继续努力啊！这个好像每个师门有每个师门的风气。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排斥、不要绝对，这个东西还是根据每一个人是否愿意从事学问。其实考司法考试是很浪费时间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做一些选择，留条后路，现在就业那么困难，不失为一个选择。当然，这不影响怎么样去对待学术和法律教育的问题。


学生3：邓老师您好！听了你的讲座，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您对学生布置的这些任务，在我看来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在这方面投入了太多了精力，这是否意味着限制了学生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呢？这样的教学任务，专业化研究是否也太学科化了呢？


邓正来：好极了！（掌声）非常谢谢！你是老师还是学生？（学生）非常谢谢这位学生！她提的问题很好。她说，“老师，你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限制了学生？”我的学生有两条，十二点以前，他们不要想睡觉，来不及的。每天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第二条，他们没有时间闹矛盾，就是互相关系搞得好得不得了。就是没空，一点空都没有。她刚刚讲得很对啊，“老师，你这样布置那么多作业，是不是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我每个月去，师门都要开一次会。我这个师门有一个大家庭，还有一信箱。我们每个人都在那儿发言，都是一家人。他们随便可以像我这样批评，像刚刚这样批评很轻松的。随便批评，我说，你们不批评我，不是本事，但不是骂我。学术批评是学术批评。我们每次开师门讨论会的时候，就是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最近在学术或学习当中的倾向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像邓先生这样的，是会承认错误的。有问题，会立即纠正的。不是个老古董。为什么呢？教学这个东西，实际上，教和学是互动的。他们的反应非常重要。他们现在非常有自信，发表论文。过去他们想都不敢想，投都不敢投。现在他们拿出去，保用，还给稿费。为什么？他就知道他们水平确实好。写出来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但同时也有同学，学习能力相对稍微差一点的，总是有一个好的和差的区别。差的学生就会有些问题。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个调整期。比如，他们非常坦诚地说，“老师，我发现其实我不一定适合做研究，而是更适合从事教学工作，实务工作，编辑工作……”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他们都会做一些调整。这位同学讲的这个问题，就是教学过程中应该有个弹性的空间，使他们反馈。但这不是个学科化的取向问题，因为学得都是最基本的法律哲学问题，甚至是哲学的问题，这就没有什么学不学科的问题。他以后搞民法，我无所谓，他以后搞刑法，我也无所谓，我不在乎这个事情，这只是个基础，使你懂得了什么叫知识，怎么去研究它。（掌声）





学生4：邓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讲的是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在我的理解，其实主要是讲法学研究这一块的。法学教育，你也知道，有很多层次，有一流的法学院，有二流的法学院，甚至三流的，还有更低档次的。我们知道，现在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没有做研究，你刚才讲的方法，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培养博士。另外一个，我听苏力老师说了句话，就是，“不要把学者看得太高。很多是因为做不了实务再去做学者的。”您对苏力的话有什么看法？





邓正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流学校，二流学校的问题，你们不要有那个模式。在我的眼睛里，什么好学生，坏学生，都是一样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学生。说句心理话，考分差几分，说明什么能力啊？什么都不说明的。邓正来是哪儿毕业的？邓正来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在四川省都不是重点的学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个没有用的，什么一流二流学院，不要去听那个吹！哈佛大学照样产生垃圾！北大没有垃圾吗？哪个学校都不是一类的，考分更看不出什么水平的。不是说妄自菲薄，但至少说，不要用那个固定的框框，别人用那个成绩看待我们是没辙，中国人口太多，得分个三六九等。你们不要拿那个框框来看自己。第二，不要以为本科生就跟博士生有什么了不得的区别。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有个学生，今年读硕士一年级，就是去年9月份入学的，她是本科三年级下就决定保送，保送外校，北大或清华。然后，她来找我，说，“邓老师，如果

你招我做你的硕士生，我就不去北大、清华了。你能不能决定那个事情？”我说，我决定不了。我说得去问一下领导。当然，我去跟领导讲，领导就同意了。但是那是程序啊。像这样一个女孩儿，她大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发表非常好的文章了。你怎么能假设，本科生就没有研究能力呢？是我们今天的本科生的教育，使他们变得只能去买版面费，把我们培养得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我觉得不要拿那个框框去套。这是第一个。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这个人，生活能力最差，我生活能力差到什么程度，你们不敢相信。我沏茶的时候，太太沏；我不会洗袜子，我过去的袜子是从来不洗的，只要脏了，就扔掉。就是不会生活。不会用微波炉。我女儿九岁的时候，给我烧早饭，她去启动微波炉。我告诉她，关门，要爆炸。就是生活能力很差，什么东西都不会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就未必如此。有的学者生活能力很强，其他实务能力也很强。举个例子，比如说“学官”，咱们国家现在很多“学官”，比如说公丕祥。他在法院干得很不错啊！其实，我想你们不要误解苏力老师的意思。我来猜猜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呢？首先我是持这样的观点，学者的生活和其他任何人的生活是一样的，是平等的。和扫垃圾的工人，给我们服务的店员，管理大厅的清洁工人，是一样的。他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并没有说道德上比其他生活方式更优越。不仅仅是跟其他生活方式不同，平等，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作为学者，并不比做其他工作的人更道德。如果是这样，我是非常赞同，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每个人可以做不同的选择，这是人的自由。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坚信这一点的。他一定不会去看不起别人。我可以说，“某个学生，你这样的学术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不喜欢。或者我会说，我很喜欢。但我不会说，我永远不会说，某个人没有研究能力。”记住没有？这就是经典的话。你要是说某个人没有学术研究能力，意味着什么？你是对他最基本的判定，你怎么能说他没有能力呢？谢谢！（掌声）





学生5：关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问题，我们很多同学将来从事法律实践的工作。你怎么看待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与将来法学实践的问题？





邓正来：好，非常谢谢！我想问，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同学要去从事法律实践工作？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首先，我们不能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给他不同的选择。我们选择的结果，就是很多同学选择了实践工作，没问题。但是不能由此先设这个问题。这个不一定的。我们怎么可以规定别人的生活方式。这个不一定的。比如说，我很想毕业以后从事法律实践工作。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跟我们实践工作有什么关系？有的。我认为，现在我们实际上既不是帮助学生参与，有助于学生的实践工作，也不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是不伦不类的。为什么？你说它书本吧，它不理论，你说它不理论吧，它对实践也没帮助，对中国社会是隔的。课堂里没办法教关系学。这个怎么教呢？没办法教。确实在中国这是个大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律师要给当事人辩护，想找个法官开后门，课堂里不能教这个，但生活当中实行的是那一套。怎么办？这就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当一个社会实际运行的规则和教育事业相冲突和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例子、个案作为反面例子教给我们学生，来讲这门课呢？使他们知道这是关系学，否则他们有挫败感。这个我没有实践过，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但是真正上这门课，看来是比较难上。什么开后门啊，送点礼啊，行贿受贿，这不是教人犯罪吗？是一个好问题。但是我对于法学教育如何帮助法学学术研究更有体会。因为我不太懂实践工作。（掌声）




           （录音整理：陈君君）

学者也是普通人。

这样的好贴啥没人顶呢,沙发我坐,赞扬老陪一下!





Replica Watches Replica Rolex Watches  Rolex Watches   Swiss Watches  Breitling Watches

深受启发。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