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海外兵团问题是伴随全球化进程日益突显的实践问题与理论要求，从认识论角度审视其发展过程与提出可能建议具有迫切性。ME探讨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小文有二，欢迎评论、争鸣与批评且欢迎坛友们致力中国体育乃至世界体育海外兵团实践之理论进程！


还他们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天空
——应理性看待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
摘要：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分析了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一般共性特征，及“海外兵团”现象的背后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提出应理性看待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的主题观点，并就改善长期以来人们对待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现实态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共性特征
Return a sky that can be breathed freely to them
——Should treat the phenomenon of “oberseas formation” of Chinese Sports of the new stage in the new century rationally
Abstract: Collect relevant materials; analyze the general generality characteristic of “overseas formation” of Chinese Sports, and all sorts of question. That happen exposed behind the phenomenon. It puts forward to be should rational to treat new real century new stage.Chinese Sports “overseas formation” theme view of phenomenon, and puts forward seneral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realictic atlitude that people treat “overs formation” of Chinese Sports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China Sports; Mercenaries Flags; Commonness Character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科学春天的到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转轨和经济转型，在这种大背景下的中国竞技体育紧跟时代潮流，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运动员1984年回到奥运会赛场上，首次参赛便以15块金牌的惊人战绩名列金牌榜第四。经历了1988年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比赛成绩不佳的低谷，1992年在巴塞罗那、1996年在亚特兰大，两次均以16块金牌占据着金牌榜第四名的位置，排在由美国、俄国和德国三强组成的第一集团之后。由于中国所获得的金奖牌数离第一集团美俄德三国的金奖牌数都有着明显的差距，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竞技实力应归属于第二集团。”[1]在近两届奥运会上，我国更是以金牌榜第三（2000年悉尼）和第二（2004年雅典）的成绩开创了新中国竞技运动史上的新纪元。为此，我国相关领域专家对此展开了探讨。本文引用我国著名体育学学者田麦久教授、博导对此的看法。“雅典奥运会的比赛结果显示，中国明确地进入了第一集团，这是一个全新的态势。”“无论从顶级选手的数量，还是从高水平运动员的总体实力来看，雅典奥运会的竞技结果都表明，在国际竞技体育格局中，中国已经是第一集团当之无愧的重要成员了。”[2]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三位一体”（政府、社会、市场）的新型“举国体制”（具体内容可参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形成》一文[3]），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国外更是参考、研究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这不仅仅涉及到宏观（如“举国体制”体系、组织管理等）方面，更涵盖了微观（如中国在某些优势项目上的具体训练内容、方法等）的方方面面。引进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上的相关运动员、教练员，是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发展经验的捷径，同时，也是直接或间接促进本国相关运动项目竞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新世纪新阶段，随着中国竞技体育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海外兵团”表现出扩张的势头（具体体现在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它的显著特征为：我国竞技体育中优势项目的现实载体。如何看待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不仅关系到能否理性解决由“海外兵团”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同时也决定其能否成为体育促进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助力。对相关信息的总结与梳理，从中提炼出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共性、所暴露出的问题及其参考建议，是本文核心所在。由于笔者的知识水平、眼界有限，文中所列举的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相关个人实属“冰山一角”，在此对未涉及到的相关个人表示歉意，且歉愧于读者。
1  “海外兵团”的一般共性特征：
1.1  他们都是默默的撑起中国竞技体育“金字塔”的人或退役人员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进步发展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竞技体育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悬空建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竞技体育“金字塔”有强有力的“塔中”、“塔基”的支撑，正是由于这些人才梯层的默默支持，才成就了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海外兵团”一般都是“塔中”的佼佼者，他们之中有的是前国家队队员或高水平退役队员，有的是现国家队二线队员或高水平陪练。这部分人员具有着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往往先是以运动员的身份在国外发展，退役后留在国外从事教练员职业。如乒乓球项目上的德国一号主力施婕，体操项目上的澳大利亚“体操之母”田菊坪，跳水项目上的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王同祥，等等。
1.2  他们对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具有较大的冲击力
正是由于“海外兵团”在各项目技术水平和训练经验上的优势（同时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与中国优势项目上的最高竞技水平非常接近，对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具有较大的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力。
如以运动员为代表的：羽毛球项目上的法国皮红艳，乒乓球项目上的日本何智丽（现改名为小山智丽），体操项目上的瑞士李东华，等等。他们对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其中不乏神来之笔。如李东华代表瑞士参加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体操项目鞍马冠军；2005年国际羽联公布的世界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实力排名第二位的法国皮红艳；等等。
如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排球项目上的美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跳水项目上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教练童辉，体操项目上的法国国家队主教练蔡焕宗，等等。他们间接的对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这里面冲击力最大的莫过于跳水项目。中国在跳水项目上以其独特的训练方法、高难度动作的编排与完成、“压水花”技术成就了跨越几届奥运会的辉煌。中国在跳水项目上的这些宝贵经验以教练员为重要载体被传播到国外，以致于在该项目上我国没有优势可言。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澳大利亚队本土队员获得女子跳水十米台冠军和季军，这出自于两位中国教练员的杰作（王同祥，童辉）；2005年刚开春，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就爆出新闻，郎平受聘于美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一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更应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等等。
1.3  对体育事业的执着追求
    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具有一个显著的共性特点，即是对体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当这种人生的追求与一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选择了自己为之终身奋斗的体育事业，为了事业则深深印刻上了“海外兵团”的烙印。瑞士李东华堪称经典一例。李东华7岁开始练体操，16岁入选国家队，训练中因意外踩出踏跳板撞到跳马的马头角上，内伤严重，被摘除了脾脏和一个肾脏，恢复训练以后，在比赛中双脚跟腱又同时断裂。面对由此带来的身心磨难与岁月的煎熬，他没有倒下，并奇迹般的回到了训练场上，获得198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鞍马冠军。1989年移居瑞士，在瑞士的5年中（瑞士法律规定，只有在当地生活满5年，才准许加入瑞士国籍，参加国际比赛），他一边打工一边坚持训练，并于1994年获得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鞍马季军，1995年获得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鞍马冠军，最终于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体操项目鞍马奥运冠军。纵观李东华的漫漫奥运夺冠路，维系他坚毅走下去的唯一理由即是对体操事业的热爱，对“更快、更高、更强”竞技体育精神的执着人生追求。李东华是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中的典型个体，除他之外，还有许多“海外兵团”运动员代表异国参加奥运会只是为了圆自己的奥运之梦。毕竟，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与传统“举国体制”唯金牌是论的熏陶下，奥运会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比泰山还重。
1.4  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岁月的折磨
在人们传统的思维中，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定性为“吃里爬外”，甚至是“卖国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认为义愤填膺、忧心忡忡的“海外兵团”承认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岁月的折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国内人们对“海外兵团”的憎恨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过激言论与行为，同时在异国他乡承受着生存（或人生发展）上的压力。荷兰姚洁（女子羽毛球运动员）曾说：“谁都不愿意去外国当二等公民”；瑞士李东华的边打工边训练（瑞士体操运动员没有薪水，反而要交训练费）；等等。试想，他们一边要承受着良心的谴责，一边又要为了生存去进行现实的努力，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遇，这种来自双方面的身心压力更不是常人所能够承受的。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再度腾飞，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消极认识有所转变，但仍不能彻底逆转人们长期以来对此的看法。这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仍然需要承担这份额外的心理负担。更为可悲的是，这份额外的心理负担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对手，而是来自于生他们、养他们的祖国。
1.5  胸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中国体育“海外兵团”虽然“身”在异国，但“心”却留在了中国。他们在自己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时刻关注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甚至在祖国有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放弃自己切身利益，为祖国的体育事业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1995年，在中国女排陷入低谷的危难关头，郎平毅然放弃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临危受命，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并率领中国女排夺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2005年，已经移居国外近二十年的李月久回国执教；中国体操女队参加2003年世界体操锦标赛的赛前热身在李小平（早年去美国发展的中国运动员）体操训练中心进行；在北京申奥过程中（国际奥委会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瑞士李东华给予了必要的帮助；等等。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岁月的折磨，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忍受着中国社会对他们的消极言论与态度之外，还能够义不容辞的挺身而出，为了祖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力量。透视这些现象，最清晰不过的即是：他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根”永远留在了中国。
2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新世纪新阶段”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词汇。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这20年对中国社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毋庸讳言，中国竞技体育将在这20年内抓住机遇，迎接时代的挑战。人们对“海外兵团”现象的不同认识，映射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尚存在诸多问题。
2.1  冠军供需间的矛盾
竞技体育在渲扬人类进取精神、表现出无限魅力的同时，也展示出其残酷的现实。冠军只有一个，冠军的背后是亚军、季军以及第四名、第五名┅┅，某一体育项目开展的越广泛，这一基数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在残酷的竞技体育面前，很多的运动员一辈子只能作为人生的看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默默奉献造就了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但历史、今天与未来均重复着同一个旋律（冠军的独一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谁也绕不过的话题。
2.2  突显体制的弊病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潮流冲破了中国竞技体育传统“举国体制”的禁锢，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竞技体育传统“举国体制”突显出种种弊病。最突出的、最尖锐的莫过于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为此，上到国家行政机构，下到地方体育部门，无不伤透了脑筋。从国家社科基金，到地方相关科研课题立项，从理论上探索运动员分流问题无不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大课题。相关的科研成果出来了一大批，具体效果尚需要实践来检验。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甚至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会流向于国外？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与日俱增的“海外兵团”现象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构建上仍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亦亟待解决的问题。
2.3  利用“战争”解决矛盾的方式，值得再商榷
从早年移居日本的何智丽，到踏上美国NBA的亚洲第一人王志郅，等等。这些都是因个人原因抵抗行政命令（以何智丽为代表），甚至军令（以王志郅为代表）的。相关行政部门对此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封杀”，更感惊讶的是，诸多中国媒体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此，他们在海外的消息在传媒上消失。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真的能解决矛盾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类在经历过付出惨痛代价的历史年轮中，又回到了原点。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利用战争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最愚蠢的，也是行不通的。长期以来，我国相关体育行政部门对“海外兵团”采取了强硬的“封杀”策略，这属于一种利用强权威力达以根治矛盾的“战争”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外兵团”的扩军，但矛盾却日益激化，甚至间接的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和谐，成为新时期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2.4  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种种羁绊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都有一片属于他们自己可以自由呼吸的天空。这就涉及到当前运动员的人生价值实现问题，亦是运动员的人生观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生观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人生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受动性的结合，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生观是我们对自己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经验总结和认知，是我们所要表现的最高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目标。人生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深入和丰富而不断地从低级的人生追求自主的向最高价值目标前进，从而表现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生的追求。我们以传统“举国体制”下的四级（业余体校——地方专业运动队——省体工队——国家队）竞技人才培养模式为例。当一名经过长年刻苦训练的运动员走到“国家队”这一级别，已经经历了残酷的筛选与淘汰过程，他的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目标很自然的被锁定在“世界冠军”这一最高层次，与此同时，金牌的稀缺性决定了许多优秀运动员将没有机会去冲击人生的目标（不是说他们不具备夺金实力）。那些用数理统计方法或人为因素抉择出的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赛的精英背后，羁绊着成千上万优秀运动员的人生梦想，他们因此只能充当高水平陪练，打打国内联赛，最后留下一身伤病告别自己倾心浇灌的事业。在某些体育项目上处于低运动水平的国家很自然的成为他们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载体，选择“海外兵团”就成为了突破现有人生羁绊的最好方式。
2.5  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需要
我国在取得竞技体育成绩历史性突破的同时，不能忘却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一个重要法宝，即是对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暂且抛开这些在精神方面教育的具体内容不说）。具有崇高的运动精神是好事，但生活还要继续，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就像肢体与意识的辨证关系），是每个自然人都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人间熙熙皆为利来，人间攘攘皆为利往”，一部先秦的《韩非》更是道出了人性“趋利”的本质。尚劲的《小康之康》写的好：“事实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贫困家庭之所以贫困的一个几乎共同的原因，就是这些家庭存在过生病的成员。具体而言，“求医问药”是导致许多家庭经济状况迅速和彻底恶化的直接原因。”[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小康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在温饱层面上的“一点咸菜、两个馒头”，而更注重于对未来突发事件的财富储备，以更加从容、自信的态度度过自己的一生。如《小康之康》中所述，如果一个家庭在现实生活中连基本的应急突发事件（生病、车祸等不可抗力因素）的社会能力都不具备，如何称之为“小康”？更何况运动员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努力提高肢体运动能力而制约了文化知识的发展，退役后更是落下一身伤病。他们丧失了未来用文化知识生存的社会能力，在未来漫漫人生之路上还要承受着来自肢体带给意识的痛楚，甚至于“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在取得金牌后的相关产权收益方面还要被相关部门分上一杯羹（至少现在是这样）。如果一个运动员连未来基本的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和安全需要（Safety need）都不能实现，让他如何去具备更高层次的奢求，去谈归属与爱的需要（Belonging ness and love need）、尊重的需要（Esteem need）、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参考马斯洛关于人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5]）。在这种大背景下，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在各方面提供的优越条件，成为了许多优秀运动员走向“海外兵团”的必然。
3  应理性看待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
3.1  促进国民经济第三产业发展
以美国、日本为首的现代化发达国家日益注重于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如韩国第三产业中的标志性建筑——游戏产业，就对韩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产业竞争被世界誉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完全建构在信息时代的基点之上，这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用自然资源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指标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为“环保”的方式。早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作出了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重大决议。体育产业作为新时期国民经济第三产业的新的增长点，在新世纪新阶段将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同属于体育产业中的体育用品生产与“海外兵团”生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中国篮球界的经济“神话”姚明，“到目前为止，姚明是中国最大的单个出口商品。姚明在NBA打球打到38岁的情况下，他可以有2.7亿至2.9亿美元的收入，刨去所得税和NBA球员基金，姚明的实际收入约为1.8亿美元。这一收入还不包括姚明的场外赞助、广告等巨额商业收入。这一价值按目前的国际商品价格，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6]”如果中国体育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姚明”，那无疑是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而这不仅仅是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数字变化，更涉及到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保护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相关体育行政机构更应该从系统论的视角去审视与权衡当前中国体育发展中的“海外兵团”现象。
3.2  促进了中华浩瀚五千年文明的传播与交流
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在国外一般都身处“要职”，是各国竞技体育中所隶属运动项目的权威，得到了国外同行的尊重与关怀。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中教练员队伍所展现出的事业心强、勤劳肯干等人格魅力，映射出中华体育的伟大精神，同时受到了海外社会的广泛尊敬和赞誉。甚至在特定时空中因个人因素而专门为中国运动员或教练开“party”；新春佳节之际的不眠之夜；端午节时的粽子大餐；清明节回荡着的祖辈情思；等等。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中，潜移默化的促进了中华浩瀚五千年文明的传播与交流，让世界认识了开放的新中国。而通过这些小事件，传递出一个世界性音符：中华浩瀚五千年文明存在于世界每一个角落！
3.3  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近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中国—新加坡经贸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加强互利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7]。“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是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遵循，体育领域的对外开放更应该引以为基准，加快中国体育发展的步伐。体育“海外兵团”是世界性现象，是当前各国体育事业发展中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在体育“海外兵团”这一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世界各国均面临着同等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在对外输送优秀运动选手或教练员的同时，国外某些优势项目上的优秀运动员也来到中国打联赛，教练员则带来了先进的训练方法，传播了先进的体育发展理念、模式，共同推进了中国竞技体育总体水平的提高。如在中国发展的外国“海外兵团”，现任中国女篮主教练汤姆·马赫（澳大利亚），现任中国皮划艇队主教练约瑟夫·查普谢克（德国），现任中国女子手球队主教练金甲洙（韩国），等等。对于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就像物理学中的“力的相互作用”，我们不能只强调“得到”，而忘记“付出”。我们将优势项目上的发展经验慷慨的流放至海外，同样，国外也将本国优势项目的发展经验慷慨的流放到中国。这正彰显出新世纪的时代风尚，在体育对外开放的主题上，应遵循“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3.4  促进世界体育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现代体育更是展示出它“无国界、无肤色”的自然风貌。21世纪，各国体育交流日益密切，这不仅表现在竞技体育技术水平上，更是各民族体育文化、体育科技等领域的深层次交流与合作，共谋发展。制定有利于促进世界体育发展的“竞赛规则”，无疑成为了当前世界体育发展的必然。这不仅优化了世界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配置，更使得某些体育项目上出现强强对抗的局面，从而促使世界体育向科技化发展前沿挺进，使未来的世界体育发展生机勃勃，充满朝气。同时，带动了世界大众体育、世界体育产业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肯定与鼓励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现实存在与自由发展，是中国为世界体育发展贡献的一份力量，更是体现中华民族文化“有容乃大”的精髓之所在。
3.5  更能够衬托出中国竞技体育的强大
竞技体育的本质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竞技性，竞技性的魅力则体现在冠军争夺在跌宕起伏的竞技情节中产生的不可预测性。金庸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独孤求败”能够形象的表达出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发展现状。中国在乒乓球、跳水等优势项目上大大领先于国外最高水平，在许多世界级的赛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独孤求败”，具体表现为中国选手之间的冠军争夺战。它不仅没有体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而且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毫无悬念的竞赛结果影响了电视收视率的下降、不能满足人们对此的现实需求等等）。相同价值的奥运金牌在经历不同的时空环境之后，创造出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拿2004年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冠军刘翔来说，刘翔夺冠后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大于我国乒乓球项目任一单项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众多实力相接近的优秀选手的激烈竞争，无形之中提升了金牌的“含金量”，中国体育“海外兵团”既为中国夺冠之路增添了一份威胁，同时也增添了一份衬托。在中国奥运冠军之路上，中国能够横扫国外各路好手，突破中国体育“海外兵团”樊篱，实现冠军的梦想，这更能够衬托出中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在这种有“惊”而无“险”的冠军背后，既满足了人们对竞技体育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又对未来中国体育的蓬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何乐而不为！
3.6  中国体育“海外兵团”是国人另一种骄傲
日本电器产品的质量是世界闻名的，对于日本电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互连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中等品卖给欧美，最好的留给自己，最次的卖给中国”。对这句话的真实性尚有待斟酌，但表征出的事实是中日经济的巨大差距。落后即挨打，这是必然的。新中国体育一度被国外视为“东亚病夫”，随着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屹立于世界前列，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仅表现为一批从事竞技体育的高水平运动员或教练员，更表现为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一种肯定。对于中国出口的“体育产品”，我们也可以自豪的说句毫无人性的话：“中等品远销欧美，最好的留给自己，最次的赋予日韩。”
4  建议
4.1  媒体的客观报道与理性引导
信息时代下媒体的作用日益突显，同时表现出利弊共存的特征。前不久发生在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引起了华人的愤慨，以此中央将中日关系的协调与改善提上了重要的议事议程。其中，日本媒体在相关中日事件中的态度是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日本相关媒体加大中日关系交流中的负面信息的报道力度，而减少正面信息的报道力度，这是有悖于新闻真实性、公正性基本原则的。也无怪乎产生了光天化日之下擅自攥改世界历史的丑陋行为。我们应从日本“教科书”事件中得以启示，并引以为戒，不能只报道中国“海外兵团”负面的一面，而否认其积极的一面。同时，社会演进的规律告诉我们，很多不具备高深文字符号水平的人们，只能通过通俗的传媒手段来获取必要的社会信息，而现代媒体在对中国体育“海外兵团”问题上的看法，将对民众的思维路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关注与报道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的相关媒体，应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
4.2  体育“权威”应首先作出垂范
计划经济下中国竞技体育的“自上而下”的发展体系在新的市场经济中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具体表现为体育行政部门与运动协会机构的“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在短时间内改变为“自下而上”的发展体系具有较大的困难性，这同时也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意味着中国体育“权威”在新世纪新阶段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关行政部门、运动协会机构的态度、意见，相关个人的思维意识，将对民众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所谓明间俗语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体育“权威”应首先作出垂范，积极引导人们理性看待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这其中，各级体育行政部分对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态度，体育界权威学者对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态度尤为重要。
4.3  多一份社会的关怀
鲁迅先生说过：“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比花木还重要。”运动员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免不了社会对其的深刻作用与影响。对于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保持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来说，社会对其的态度极为重要。这需要社会改变传统的认识观念，多一份对他们的人生关怀。这其中就涉及到正确看待“海外兵团”现象的思维引导、信息宣传工作，不论体育行政机构、体育教师、体育科技工作者，甚至每一个爱好体育的人们都具有着这份责任和义务，都应该为中国体育的美好明天共同努力。
4.4  继续坚持深化体育体制改革
深化体育体制改革，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矛盾有主要与次要之分，只有成功建立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才能使我国竞技体育这台“大机器”运行顺畅，进而从本质上解决矛盾的根源。这其中，我们应抓住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扩宽运动员的分流渠道，鼓励优秀运动员到海外发展。在不严重威胁到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展的前提下，应大力提倡在某些项目上“人力资源”过剩的优秀运动员赴海外发展。如我国乒乓球项目，在这一项目上我国运动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条是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合理解决优秀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如我国羽毛球项目，在这一项目上的中国“一线”运动员实力非常接近，为此，国家羽毛球队主教练李永波于2004年9月份在全国羽毛球教练员大会上就提醒了各地方队，今后要严格控制外派人员数量，尤其女单和女双两个强势单项，必须收紧外派的标准。此外，更应该将这两条发展主线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创造出“1+1>2”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国家队运动员调控机制的建立与退役安置体制的完善，和建立高效、信息化的高水平运动员海外发展渠道相结合的分流与调控模式。
5  结语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种物质建设的飞速发展，更表现为伴随着人们日益变化的物质生活而引发的全社会的意识变革，而在这一意识变革中的每一个自然人更应该理顺看待新兴事物的思维理路。在此，我们仅代表个人的名义，向全社会呼吁：“请多给他们（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一份人性的关怀，还他们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天空！”

致谢：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参考了《中国体育》杂志第4期关于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专题（共6篇文章，具体见本文参考文献），由于经过了信息选择与处理，文献中的智慧被零散分布于本文斑驳的文字中，故不好加以注释，此外，还参考了新浪网相关网络文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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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麦久.国际竞技体育格局的“雅典重组”与中国竞技体育的科学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31(2):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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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8: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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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易达黎.“海外兵团”无处不在[J].中国体育,2005,(4):46-47

试论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战略意义
摘要：借2005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体育圆桌会议的东风，简述了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机遇与挑战，其具有三点战略意义（国家经济战略调整、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建议（大众观念转变、理论研究探索、实践实施试点）。
关键词：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北京奥运会；发展战略；财富论坛
Try to discuss tactic purports of exploitation about China Sports “Abroad Formadion”
Abstract: With the effect of the sports’round table conference at Fortune Forum in B.J. 2005. The writer introduce the empolder’ accident and challenge about China Sports “Abroad Formation”, which is provided with three tactic purports. Those are tactic adjust about state economy, China Sport’ abidance development, and China Culture’s broad cast and communication. Otherwite, the writer come up with a piece of advice that is three steps to walk, including changing the people’s ideas, exploring exoterica and disquisition, and carrying out experimental unit.
Key words: China Sports; Abroad Formation; Bei Jing Olympic Games; Development Tactic; Fortune Forum
2005年北京《财富》全球论坛经历了5月16日至18日三天的议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于北京圆满闭幕。基于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的意义，社会各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以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方式进行了信息传递与交流，在此不多赘述。5月16日，作为2005北京《财富》全球论坛的首场重头戏的中国体育圆桌会议（以下简称《圆桌会议》）率先举行，这是《财富》全球论坛创建十年来，第一次以体育为主题内容举办的圆桌会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会上以《直面2008年的中国体育》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会议就中国与体育、为什么中国消费者热爱体育、中国国内体育事业的发展前景等话题进行了探讨。毋庸质疑，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作为国家经济第三产业的体育产业发展被提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议事议程。恰逢近期逐渐升温的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它们之间有何必然联系？如何体现2005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体育圆桌会议的先进发展理念？如何解决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现实问题？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不可规避的话题。
1  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机遇与挑战
万事万物都具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人们在这种时间和空间的交融中，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着想象与魅力。北京2008年奥运会，不仅是为期16天的大型赛事，更是世界文化的集成与缩影，是展示人类伟大成就的舞台。为此，近年来中国体育学术界兴起了奥林匹克研究热，诸多的研究人员从全方位、多维度、多层面审视奥林匹克文化。回归原点，无疑逃离不了时空理论的范畴。在时间的表达上，诸多的研究人员不仅探讨了北京奥运会之前的现实效应，更加大了对后效应的探讨力度；在空间的表达上，诸多的研究人员不仅探讨了北京奥运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调理、人文氛围营造等直接效应，更加大了对城市经济产业调整、城市知名度、就业率等间接效应的探讨力度。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演讲中（《圆桌会议》）向世界表明，21世纪前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转型期，中国将以更开放、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体育事业的发展。[1]”这里的“更开放、更广阔的视野”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更开放”体现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应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理念、模式、方法，满足当前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使中国体育理论向更深层次钻究，挖掘当前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潜在规律，力求接近真理；“更广阔”体现了思维视野的开阔，不能以单一的、狭窄的思维定势来建设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大厦”，更应该以多维的、相联系的思维方式来引导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那么，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现象与北京奥运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效果，间接影响到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效果。
长期以来，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一直是国人仇恨的对象，被视为“吃里爬外”，甚至“卖国贼”，同时，是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阻碍与羁绊，是中国体育“上层建筑”的“眼中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困扰了中国竞技体育多年，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由这两个方面引发的社会矛盾是当前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传统中医有句古话：“以毒攻毒”。能否将二者相融合，运用传统武术中“借力打力”的发展理念将二者化于无形，既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避免矛盾的深化与泛化？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开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理论上先行进行大胆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
2  试论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战略意义
2.1  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经济进行了战略性调整，这其中表现的最为清晰的即是大力发展国家经济第三产业。上海、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率先进入城市经济调整期。首都北京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加快产业调整步伐，《北京奥运行动规划》的出台很能够说明问题，《规划》中指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首都经济的主体┅┅到200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左右。”近年来，首都北京更是将发展国家经济第三产业中的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调整的重点工作来抓，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新华社对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一的首都北京经济战略调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进行了报道：“体制变革使产业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产业正逐步成为北京的优势产业，经济潜力得到深度挖掘。有专家认为，北京丰富的智力资源和长期积淀的深厚文化，已经转化成可观的经济效益。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文化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又一个重要支柱。[2]”在此，笔者仅列举了当前关于发展国家经济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的一个实例，此外，旅游业、会展业、体育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将是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现实映照，映射出新时期政府对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为中国社会发展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取更为有利的战机，为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埋下有益的伏笔。
用通俗的文字亦可表述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向发达国家换取知识产权得以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相关经济“数字”逐年翻番的欣喜之下，我们却掩饰不住内心的落寞与凄凉，我们正以身上的“肉”来换取社会发展的“知识”，看着日本用中国的煤去填海，看着每消化一台电脑就得向美国奉送一杯羹，看着全球著名体育运动品牌的中国生产线，看着那一艘艘满载而去、却空荡荡归来的货物运输船┅┅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的失落溢于言表。这背后，是科技的落后，知识产权创新不足所带来的窘态。发挥中华五千年时光积淀的文化优势，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以社会发展的“知识”来换取“肉”的需要，无疑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最“绿色”、“环保”的理想憧憬。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憧憬”即是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核心——“大力发展国家经济第三产业”。
国家经济战略调整需要现实载体，旅游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相关领域被赋予了历史的重托。以体育产业为例，我国体育产业包括体育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体育彩票业、体育咨询培训业、体育旅游业、体育广告业、体育用品业等内容。[3]如果按发展自然资源、社会资源、自然与社会相融合资源的三维区分，体育用品制造等相关产业属于发展自然资源用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体育竞赛表演业等相关产业属于发展自然与社会相融合资源用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体育咨询业、体育无形资产开发等相关产业属于发展社会资源用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体育无形资产开发等相关产业将成为开发潜在的体育社会资源用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最为理想的方式。我国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体育名称权的开发；体育标志权的开发；体育“效应”的开发与利用；体育竞赛电视转播权的开发；体育用品企业的无形资产开发；体育商务特许权的开发，以及体育科技成果的有尝转让等。”[4]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将中国竞技体育这种“纯天然的”人力资源作为体育无形资产开发的对象，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某些顾虑，本文不好擅自评价。将我国高水平运动员、教练员作为开发对象，发挥中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源优势，无疑为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实现快速增长提供了现实路径选择，同时，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体育产业也必将充满勃勃生机。本文建议将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及其相关产业定义为“体育涉外交流业”，或将“体育无形资产”的内涵扩大，将“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涉外开发”融入其中。
《圆桌会议》的成功举办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开启体育产业市场“处女地”的奠基仪式，也无怪乎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体育画报》、NBA、八方环球、百威等世界著名体育传媒和企业高层领导聚在“圆桌”周围，对中国体育经济的终极话题进行着直接与间接的交流。我们不能将对《圆桌会议》成功举办的认识停留在为中国体育产业未来发展出谋划策的表层，同时，国外投资者也将《圆桌会议》中进行的一系列有益探讨作为对自身发展的启迪，“付出”与“回报”是相互的。国外投资者在投资中国体育产业实物建设的同时，正在窥视着中国竞技体育社会资源。对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将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作为本国体育产业营销的尖端产品的现实载体，为促进本国体育事业发展，从而带动休闲时代的经济跃迁具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引入则有利而无弊。在“互利合作、共谋发展”的世界通用原则下，使供需双方达到双赢，何乐而不为！
2.2  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
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任何局部的不和谐都将引起整体的失衡。同理，亦可将中国竞技体育看作一个正在运作的巨系统，社会对专业运动员消化效果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竞技体育这个巨系统的健康运行。加大社会对专业运动员的消化能力（亦是专业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是维持中国竞技体育这个巨系统“生态链”的健康运转，对未来中国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传统“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以“四级”运动员培养网络为主要特征，在每一培养层次均有大量的专业运动员等待着退役后的社会消化，弊端在新时期不断涌现。虽然新时期我国对传统“举国体制”进行了改造，转化为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举国体制”，一部分具有市场潜力的运动项目也融入了社会资本运作，减轻了国家经济负担，但诸如体操、跳水、柔道、田径等市场潜力不乐观的运动项目依然延续着传统“举国体制”赋予的历史使命，这部分市场嫁接能力较差的运动项目必将带来社会消化的巨大压力。在此，将其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随着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一些具有大众基础的社会性较强的体育项目逐渐走向了市场，这一集成亦可表述为体育产业的开发。如在健身俱乐部（中心、馆）广泛开展的健美、健美操、街舞、瑜珈等体育项目，均不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下战略性应对项目。其二，以各类单项为主的单项运动俱乐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未形成一定的气候（如各大职业足球俱乐部，其消化专业运动员的能力很值得再商榷）。其三，如体操、跳水、柔道、田径等市场潜力不乐观的运动项目则有“势”无“场”，难以被社会消化。其四，我国还有诸多体育院校（系）的普通体育类学生，以博士、硕士、学士、大专、职业技能培训（如健身健美操指导员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的学历和技能相结合的培养社会需求体育专门人才的途径，以满足社会对体育多元需求的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体育人体科学等学科设置的人才培养的社会消化，现已趋向饱和。其五，刘鹏于《圆桌会议》表示：“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办，这一历史盛会将成为中国体育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建设多重体育服务机制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不断提高体育竞技水平。”[5]为了备战在自家门口举行的世界文化盛会，国家体育总局提前吹响了奥运人、财、物全面攻坚战的进攻号角，真所谓未雨绸缪。这无疑在无形之中提高了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的社会成本，必然导致生产奥运金牌的人才基数增长，间接的增加了社会对消化专业运动员的压力。“中国目前拥有3万多名职业运动员，有4亿多人参加体育运动。”[6]这两方面（职业体育和大众体育）统计数据相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还会有所增长。
基于以上五点影响因素的考虑，实现未来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诸多的科研成果显示，加强专业运动员分流渠道建设、挖掘潜在的社会消化能力等可行性策略的提出，无疑是在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而专业运动员的对外消化则一直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以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为现实载体，为打开中国竞技体育分流的国际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选择路径，不失为一种符合现实国情的可行性选择。扩大内需，是必然的选择路径，但不是绝对的路径选择，专业运动员的涉外分流将成为未来我国竞技体育高水平运动员退役安置的重要法宝。这不仅使困扰“上层建筑”多年的竞技体育人力资源过剩的社会供需矛盾在无形间得以消减，而且使“变废为宝”式的高水平运动员海外输出的社会转换机制得以形成，成为未来我国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未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助力。
2.3  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战略意义
历史告诉我们，经济的强大带来的文化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200年前的拿破仑时代，经济强大的法国具有较强的世界文化影响力，那时的欧洲都以法语为标准；如今美国跃居世界经济大国，全世界亦流行英语。我们在此理解的“经济”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财富积累，更应该体现出经济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社会发展领域的作用与互动，“事物发展具有普遍联系”，没有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带给经济的发展助力，是不会造就经济的腾飞的。美国立国仅200多年，在美国经济的支撑与威慑下，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正不断的向世界延伸，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在这种文化借鉴与认同的过程中被同化，间接的被对手“征服”。比如前不久在北京、上海举行的NBA中国赛，美国人在NBA中国赛的运作中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收益，甚至还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从表层来审视这一社会行为，美国的战略布局存在着问题；以系统的观点从深层次来分析与解构，却加强了NBA文化的传播，使每个中国公民都了解美国NBA，扩大了其文化影响力，而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影响力就等于财富，恰恰美国在科研成果、文化影响力等非物质资源的转化上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社会转换机制，这些潜在的非物质资源最终将在未来社会发展的时空变化中衍生出滚滚财源。在信息时代，运用文化“侵略”与“占领”的隐性方式将比运用现实战争的显性方式“征服”一个民族更为可怕。如何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艰难的时光跋涉中彰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精髓的精神力量，延续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关系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罗马并非一夜建成”，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必然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以哪种文化为现实传播载体，是传统民乐，还是传统艺术，亦或是新时期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竞技体育？既然中国竞技体育具有着这种“纯天然的”世界文化影响优势，何不以中国竞技体育为突破口来打破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坚冰；以开发中国体育“海外兵团”为切入点，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达以鱼和熊掌得兼的效果呢？这是一条可以重点参考的现实路径。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的胡小明教授、博导曾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体育事业发展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体育好似一个提前抢占制高点摇旗呐喊的鼓动者，完成历史使命后，纵身跃入改革大潮，汇入洪流，加快调整步伐，跟上浩浩荡荡的大队伍，扬长而去。”[7]粗略的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振奋民心，宣扬体育精神，为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面对残酷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的体育事业发展模式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特征，体育必须“跟上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加快调整步伐”。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竞技体育不是国家的包袱，依然是“一个提前抢占制高点摇旗呐喊的鼓动者”，甚至是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表率者和领军者，从何体现？赋予中国竞技体育与文化传播间的同构契点，将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建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扩张的现实载体，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体育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提前抢占制高点摇旗呐喊的鼓动者、表率者和领军者的重要体现。那么，就让我们从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从开发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做起。
3  建议
3.1  大众观念转变
社会演进的规律告诉我们，很多不具备高深文字符号水平的人们，只能通过通俗的大众传媒手段来获取必要的社会信息，现代媒体在对中国体育“海外兵团”问题上的看法，将对民众的思维路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媒体看待中国体育“海外兵团”的思维理路则受制于体育“权威”；体育教师、体育科技工作者，甚至每一个爱好体育的人们都是现实生活中观念传播的承载者。将体育“权威”理性的思维认识、大众传媒的积极引导和执着于中国体育发展的民众的不懈努力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拧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以扫清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的思想障碍，为蓬勃于未来以基础铺垫。
3.2  理论研究探索
体育学术界应对中国体育“海外兵团”这一社会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将中国体育“海外兵团”开发及其相关问题的可行性论证与不可行性论证相结合，营造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以促进理论的辨证发展。相关体育部门应设立相关研究课题，为科研工作者提供现实助力。
3.3  实践实施试点
我国对于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与管理一般采用：“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加强对本地区体育无形资产的评估与管理，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8]”以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据，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涉外发展计划、模式，并确定改革试点，大胆进行实践检验。建议以单个项目为改革试点，而不是以地域性划分，实践成功后可向同属性（注①）项目扩展。
3.4  三步并两步走
在时代赋予的紧迫要求中，将三步并为两步走，加快前进的步伐，赢取有利“战机”。具体表现为：当前应以体育权威学者为思想源泉，以大众传媒为龙头，抓紧大众观念转变；与此同时，加快理论研究探索进程，制定可行性开发计划；再与此同时，大胆进行实践实施试点工作，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发展新路。

注①：《关于训练体制改革》第二大点（优化结构、分类管理，建立效益投资体系）中提到：“根据目前我国开展的竞技运动项目的情况，拟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国家重点投入项目；第二类为一般性投入项目；第三类为以社会投入为主的项目。”[9]这三类项目具有不同的社会运作模式，在考虑这三类项目时不能同一而论，故本文加以“同属性”一词以释义。

参考文献：
[1][5][6]曹彧、张旭光.《财富》全球论坛率先举行体育圆桌会议 刘鹏进行主题演讲 中国将以更开放的视野看待体育事业的发展[N].中国体育报,2005-5-17
[2]刘江、刘洋.创新艺术生产经营方式 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 北京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勃勃生机[N].人民日报,2005-5-25
[3][4][8]孙汉超、秦椿林.体育管理学[M].上海: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246-249
[7]胡小明.体育精神与改革开放[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3):113
[9]附件二：《关于训练体制改革》[EB/OL].http://www.sport.gov.cn/fagui/fg005.htm.2005-04-24

“海外兵团”的确是我国竞技体育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版主的文章分析得很全面，佩服！

不过到底如何定义“海外兵团”，觉得还需要商榷，版主的文章中把所有出国任教、训练和比赛（无论是否改换国籍）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归为“海外兵团”，似乎有点儿过于广泛。对于教练员来说没有什么疑义，只要出国任教就应该算，无论是否改换国籍，因为他们已经在客观上起到了“提升该国的运动水平、对我国优势项目形成冲击”的作用。而对于运动员来说，是否改变国籍则是一个质的变化，对于那些只是到国外去训练、比赛，而未改换国籍，最终还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出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自己的运动水平、以此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如篮球项目的姚明、王郅志、易建联和足球项目的孙继海、邵佳一等，这些运动员不应该属于“海外兵团”，最多只能算作“留洋”。因此，个人感觉运动员只有改变了国籍，代表其它国家参加比赛才应算作“海外兵团”。

以上只是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供版主参考。

感谢longrun争鸣！
问题切中肯綮，高手也！
ME这文首要问题就是 没有给“海外兵团”下定义，也就是概念分析之基础，随着问题的深入，会慢慢清晰的，感谢longrun的争鸣，我想下一步从 全球资源一体化的视角阐释这个现象，并尽可能的描述过程，勾勒概念框架，并赋予语言学可能的表现。欢迎longrun加入研究中呀

　　　请问板主，你这个提法确实科学可行，有没有开始实施呢？？

引用:

原帖由 tengh2008 于 2008-1-8 07:56 PM 发表
　　　请问板主，你这个提法确实科学可行，有没有开始实施呢？？

没有开始实施, 这个实施的问题不是我能够掌握得了的, 因为我并未站在能够代表祖国人民的位置之上, 而且需要相关部门的领导拍桌子盖个章, 理论判断不仅要解决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预言新问题, 而优美规划能不能落实到实践上,则又是另外一码事. 举例: 学生体质检测规划非常好, 但一到基层就容易搞歪, 学校给老师的工资低,老师不给你卖力测试, 测试数据自然大有问题,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这样, 教育部的大学生体质合格率全面飘红,达95%以上, 而军队征兵却由于学生体质持续下降原因艰难前行.这个悖论之大,难以想象,只是大家很忌讳这个问题, 心理明白就好, 不作谈论. 你有好的想象和优美的规划, 没有用, 政体不照这个规划去实施也是白搭. 在中国这类问题很严重,理论摆设的居多, 说得再不好听一点基本上是为了设置社会安全阀, 给精神充沛人士以发泄的场所, 理论的作用和意义无从谈起, 你探索你的,我照喝酒牌艺,怪我X事.ME只是理论探索或者说一种好的可能性, 如果让我去拍桌子盖章, 人家绝对说我这人有毛病, 搞不好抓起来面壁思过, 只是娱乐休闲也, 认同它的可以考虑进一步研究实施, 美国人喜欢可以拿去, 日本人喜欢可以拿去, 印度人喜欢可以拿去,中国人喜欢可以拿去等等, 事实在眼前, 聪慧的美国人(移民制度的实施)世界霸主, 谦逊无耻的日本人后来居上, 喜欢拍桌子盖章的中国人300以来还是那个样子(自诩世界中心, 没有纯学术, 各类建议无用论),身在中国,何尝心情. 一个可能的建议,美国人虚心借鉴,日本人敢于低下高贵的天皇之头, 中国人却无所谓. 这样的状况延续, 结果必然分呈!

海外兵团的存在是世界对中国体育的认可，至少，作为中国人应该对体育有一种信心。

郎平在美国执教，尽管会冲击中国排球的现有实力，但是，也充分说明美国对中国教练的高度认可！另外，也激励了中国队要勇往直前，也是对世界排球运动的一大贡献！所以，值得探讨！

王志郅?袁委民?
王郅治!袁伟民!

上文多有述及，请参考观点
王郅治!袁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