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行相应传心法
解行相应传心法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后
何方耀
内容提要：
蔡鸿生的《仰望陈寅恪》是在已有15本专著、7本论文集和300多篇论文之后，又推出的一本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的专著。尽管在其前面有如此众多的论著，蔡著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这一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作者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陈寅恪之史学，其特色在“发覆”，其宗旨在“求真”，其功夫的“精思”的新知、新见、新解，而且，通过几篇研究中西文化史的示范性力作，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和可学习性；通过对当今学术界种种弊端的分析，展示了一个比“解读”陈寅恪更为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学习陈寅恪，继承其学，光在其术；而要继承、发扬陈寅恪倡导之“发覆”史学，必须力戒当今浮燥之学风，以求真为宗旨，以“治心”为基础，以创新为手段，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如果说，以前的陈寅恪研究多在“解”上下功夫的话，蔡著则不仅着眼于“解”，而且着力于“行”，堪称一本解行相应的创新之作。
关键词： 陈寅恪 发覆 求真 治心
蔡鸿生先生的新著《仰望陈寅恪》（以下简称《仰望》）由中华书局（2004年1月）出版了，这是一部从学术、学识、人格等方面解读陈寅恪其人其学的新作，虽卷帙不大，却精彩纷呈。笔者有幸，先睹为快，一读之下，竞不能释手，直到“后记”。阅读此书，真如享受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解馋、解恨，兼而有之，掩卷之余，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心中涌动，有一种美好要与人分享的冲动，如不向人倾诉则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不避谫陋，草成读书心得一篇，望搏有心人一哂。
一、形散神聚，解行相应
“仰望陈寅恪”，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有关陈寅恪的著作中一个未曾见到过的书名。作者自己释曰：“书名突出‘仰望’二字，不仅表示敬意，也不仅是对熟语“走近”的舍弃，而是别有所指。寅恪先生的遗骨今年夏季安葬于庐山植物园，墓地所在的山丘命名‘景寅山’。景、仰相通，这册小书就算是扫墓的一份供品吧！”（《仰望》第4页，以下只注页码）
按 “景、仰”虽然相通，但“景”却不仅仅是被动的仰视，而且蕴含着主动追求之意，“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之谓也。作者此书将如何“景”、如何“仰”呢？仔细看一看整书的篇章结构或许不无启示。
从目录来看，除“引言”外，全书共分为五编：上编：读陈寅恪，共有八篇文章；中编：说金明馆，共收入七篇文章；下编：识小录，共四篇文章；附编：学园草，共有七篇文章。上编为分析、解读陈寅恪学术著作、学术思想的文章；中编是述说陈寅恪为人处事、与同时代学人交往的生平事迹；下编为蔡先生自己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几篇力作；附编则是针对学术界和大学教学问题所作的几个报告的整理稿和为友人三部专著所作的序。
乍看之下，好象纷然杂陈，缺乏系统。名为研究陈寅恪先生之专著，却既非专叙其生平事迹，又非专谈其学术思想，既有点评陈先生著作思想、叙说其生平之文，也有自己的学术论文，还有自己所作的报告、所写序言。作者自己亦谓“新旧杂陈”（后记），似乎是一些联系不太密切的学术论文的集结。但有心的读者细读之后就会发现，作者这种篇章结构可谓苦心孤诣，蕴义深长。借用一句佛门的术语，那就是“解行相应”。
陈寅恪先生之学问博大精深、难窥际涯，谈论其逸闻趣事者大有人在，引用其只言片语者亦为数不少，然真正象陈先生那样焚膏继晷，澹泊名利，为学术而呕心沥血，为求真而“神游冥想”的实践者却为数不多，在轰轰烈烈的“陈寅恪热”中，赞扬、赞叹之词不绝于耳，但常常是将他当神而顶礼膜拜，起而效法者却缺乏动力。本书又名之为“仰望陈寅恪”，显然有鉴于此，心细如发的蔡先生因此在全书构架上先“解”后“行”，意在指导后学：陈寅恪先生既需“仰望”，更应效法。如果将本书上编、中编视为“解”的话，那么下编、附编则是“行”。
陈寅恪是人不是神，他不仅需要仰望，更需要理解。只有理解才能“走近”，才能继承，才能使他留下的学术薪火传递不绝，而不至于成为仅供观赏的“绝学”，故上编“读陈寅恪”以“辉煌的笔耕”为开篇，对陈先生的代表作《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莺莺传》、《支敏度学说考》以及陈先生有关中国突厥学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论述，从其选题立意、思路、眼界、研究方法和原则，进行鞭辟入里、实事求是的分析，让我们真正理解陈寅恪“发覆史学”的特色和魅力
如果说上编旨在让我们解其学的话，那么中编则意在要我们识其人。故中编“说金明馆”主要以作者的所见所闻，通过对陈先生之为人处事、生活情趣的回忆和叙述，旨在向人们展示其作为纯学人的人格魅力。作者从其书斋“金明馆”及其自封别号“文盲叟”开始讲起，讲述他的名字“寅恪”之“恪”读què的缘由；叙说他与郭沫若、助手黄萱、“老门生刘节”以及与他一起被称为“康乐园二老”的岺仲勉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介绍、分析在“拔白旗”的狂潮中，金应熙著文批陈之背景、经过、心态；最后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高度解读一帧陈先生与陈序经、姜立夫合影于中山纪念堂前的老照片（即本书所刊第四幅照片）。从各个方面展示了陈寅恪先生以求真为已任，以学术为生命的纯学人的形象和情趣，使人们知其人而识其学。
“解‘是”行“的前提，“行”是“解”的目的，不解则行无由，不行则解落空，解行相应，才能修成正果，虽是佛门话语，但用之于学似也未尚不可。了解陈寅恪其人其学，当然不是附庸风雅，更不是叶公好龙，而是为了继承其学、光大其术。此乃学界今日所亟需，陈先生当年所厚望。“他于1965年秋季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担心绝学失传，这就是七十六岁‘文盲叟’的真正悲哀（第128页）。”如果说当年陈先生有此悲哀乃时代、环境所致的话，在因缘具足的今天，再不能让这种悲哀继续下去了。陈学不是“绝学”，薪火理应传递，我想这是《仰望》作者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故在上编、中编引导我们解读了陈寅恪其人其学之后，下编、附编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仰望”决不能止于空言，而必须付诸行动。陈寅恪该学、可学、能学。下编“识小录”，标题虽取义“不嫌识小”，收入的四篇文章，却就是作者运用陈先生所创导的“发覆史学”的研究原则、方法，进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意在展示“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此编中，无论是“胡名”考释，还是“昆仑奴”的探源；无论是揭示“佛门织女的创造”，还是追寻“哈巴狗的源流”，都是从人们习见的事物中，想人所未想、言人所未言，揭示学人耳熟能详而又未加注意的现象。这不正是陈先生所创导的“发覆史学”吗？此编所收四篇文章都是作者已发表过或作过学术讲座的作品，但在收入此书时，作者又作了仔细修改、增补，而其修改、增补部分既有不断完善之意，更是为了适合本书示范后学的需要。如“胡名考”，原载于《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收入本书时增加了一段文字，介绍自己研究胡名时所采用之“辑名”、“校字”和“释义”三个步骤。并指出“这是研究胡名的重点，也是胡名研究的‘暗礁’，非认真对等不可。”（第144页）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手段和盘托出，意在指点门径，金针度人。
故此编内容实际相当于雕塑师亲自操持斧斤，为后学演示刀法、手法，以使后学有章可循、有样可学，不致于在陈先生的盛名之下，徒生赞叹，望而却步。
如果说下编是“身教”的话，附编“学园草”所收七篇文章则是“言教”。其所谈所说无一不是针对当前学术界、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流弊所作之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无论是“‘大师’小议”还是“对话”，无论是“序友人书”还是“从答辩谈论文”，论锋所及，无一不是指向当前的浮燥学风，足可以为后学者戒。
故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全书在整体结构上，主旨分明，解行相应，有分析、有示范，有身教、有言传，首尾连贯，丝丝入扣，堪称一本既解析先哲，又示范来者的匠心之作。
二、“发覆”在思，学术贵真
《仰望》在“引言”之后，开篇第一文就是“辉煌的笔耕”，此篇原为蔡先生应邀为纪念《陈寅恪集》出版而写的一篇文章，是对陈寅恪学术成果所作的整体介绍和点评，故可视为解读“陈学”的提纲挈领之作。
陈先生一生辉煌笔耕所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成果和遗产已为学界所熟知，而且陈先生的遗著已由中华书局于2001年集结出版，即为皇皇十四册的《陈寅恪集》。然而，陈寅恪史学之魅力和精髓究竟何在呢？《仰望》如是分析道：
多少年来，人们往往被陈寅恪先生的记忆力所震惊，甚至传为奇人奇事。……然而，他真正难以企及的，并非记诵之功，而是那种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思细如发，深达幽微。按其对历史认识的意义而言，陈寅恪史学可以称为“发覆史学”。破旧说，创新说，发前人所未发，此类事例甚多，早已脍炙人口了。（第6页）
“有人说，陈先生的史学可以叫“问题史学”，虽然通俗，但未免过于生硬。不如到陈先生的文章里面找一外名词好，这个名词就是‘发覆’。”（第32页）
那何谓“发覆”呢？“‘覆’就是掩盖，被历史所掩盖的东西。我们到历史的深处，把被掩盖的东西挖掘出来，就是‘发覆’。史学的发覆，也可以看作是‘发覆的历史’”。（第31页）
可见，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发覆”就是创造性的思维，创造性的劳动。这种思维、这种劳动不可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亦不可能轻易获得、批量生产。
《仰望》上编八篇文章，紧紧围绕陈先生的“发覆史学”条分缕析，揭示奥秘。无论是对“颂红妆”的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的点评，还对是总括唐代政治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分析，《仰望》都紧扣陈先生“发覆”之功进行分析、解读。如唐代长安北门为宫廷政变之关键所在，关系到政变之成败，前人从未言及，陈先生何以独具慧眼从人们习见的史料文献中得出这样一个闻所未闻又不容置疑的结论；《读莺莺传》从训读一个“真”字开始，由表及里，层层剥离，最后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莺莺并非名门闺秀，而是风尘贫女，并由此考见唐代士子的社会风习，进而说明“始乱终弃”的社会根源。诸如此类的“发覆”令人震惊，又令人折服。
陈寅恪先生何以有如此不可思议之功力、如斯洞察秋毫之慧眼？《仰望》剖析道：
由上面列举的例子，似乎可以看出寅恪先生的“发覆”，植根于深刻的反思，是对历史情景进行的理性重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发现。他读“破”了世人皆可得而见之的典籍，如《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之类，完全不靠孤本秘笈，就能化腐为奇，举重若轻地把历史事物由潜在状态导向现实状态，从在场的东西引出不在场的东西。这种奇妙的境界，不能说是思从史出，而是学者的精思复活了死去的历史。（第70页）
“解读”陈寅恪的著述多矣，然而象蔡先生这样精采、这样独到、这样到位的点评，恕笔者谫陋，似乎还未见过。然而，蔡先生的分析还不止于此，他接着写道：“如果说，陈寅恪史学的魅力就在一个”思“字，那也只是知其然而已。至其所以然之故，尤其值得深入探讨。按个人浅见，陈寅恪的历史思维兼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点。”（第70页）
陈寅恪先生提倡研究历史时需要“神游冥想”，这里蔡先生将陈先生的“发覆”之功归之于“思”，但如何“思”，如何“想”呢，似乎玄之又玄，难以捉摸。对此，蔡先生释曰：他（陈寅恪）那“发覆”的心路历程，似乎还是有迹可寻的：第一，由表及里，层层推进的历史认识，达到剥蕉至心之效；第二，以小见大，犹如牵线头接网络，从单一事实追寻到发展趋势；第三，史外寻史。（见第70到72页）其实，这也正是蔡先生一直重视和提倡的研究方法。他在以往的学术讲座中不止一次的强调，不要满足于所见到的“事实”，因为“事实并不等于真相，事实是看得见的，而真相需要分析，慢慢去认识。”（第231页）历史研究就是要从文献中发现史料，从史料中发现事实，从事实背后发现真相。“发覆就是求真”。（第73页）“发覆”并非故弄玄虚，故作惊世骇俗之语，而是要探寻历史的真相，还历史之本来面目。这才是“发覆”的全部意义所在，亦为学术活动的生命所在，离开了求真，任何研究、任何发现都只能与学术的宗旨背道而驰，亦即为陈先生所憎恶的“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治学之旨，在于求真。创获与创收，原是大异其趣的。”（第210页）“什么一鸣惊人、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等等，都是炫惑性的欺人之谈，难免为识者笑。”基于此，蔡先生在“‘大师’小议”一文中针对当前学术界种种令人担忧的倾向呼吁道：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府的大门是洞开的，但并不等于容许乱闯。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是会检查入门券的：凡持“实事求是”的红票者，迎宾；凡持“哗众取宠”的黄票者，挡驾。（193）
诚哉此论，学术不以求真为宗旨，不仅将难脱“俗谛之桎梏”，且将坠入万劫不复之绝境。
三、浮燥误学，治心为本
也许有人会问，如此孜孜不倦地解读陈寅恪其书、述说陈寅恪其人，有何现实意义？的确，当今社会，任何事情都得问一声是否有现实意义，否则，其存在之价值难免就有疑问。对此，蔡先生在开篇“辉煌的笔耕”一文中论道：
论资排辈，我不在他（陈寅恪）的“朋友”之列，只是受业一年，略亲謦欬而已。尽管沙弥缘浅，只要感悟所及，似也不妨合掌问道，探求一下在治学、治生和治心的关系问题上，陈寅恪先生的行谊对晚生后学有什么样的示范意义。（第4页）
“治学、治生和治心”，看看陈寅恪先生在处理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上的言传身教，对今天的学界来说肯定不无现实意义。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每一个学人必须面对并要作出选择的问题，对一个学者来说，这事关其学术成就之高低优劣；对整个学术界来说，则事关一个时代学术的兴衰成败。因此，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今天的学术界虽然看似一派繁荣景象，可识者早已看出一股危机已潜伏其中，剽劫、抄袭之事不时见诸报端，“大干快上”的浮夸浮燥之风从起于青萍之末，已登于堂奥之上。“当今‘泡沫学术’颇行其道，‘精品’满天飞，‘文化快餐’也几乎连锁化了。”（第132页）
何以至此，皆曰：浮燥所致。其实，浮燥只是疾症而非疾因。疾因何在？多矣，其社会体制根源，非区区所能穷究，而作为学界个人，其治学、治生和治心关系未能处理好，当属其中主因。陈寅恪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所论，不是值得我们好好解读解读吗？
关于治学、治生和治心之关系，陈先生并无直接论述，但他早在1933年所撰写的《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就论述了“救饥”（治生）与“负如来”（治心）之关系问题，并在以后的诗文著述中六次重提（详见《仰望》上编，此处不赘），但在为时不短的“陈寅恪热”中却无人注意及此。故蔡先生在本书中辟专文《从支愍度学说到支愍度话题》讨论这一问题，论之甚详：
在他（陈寅恪）的心目中，支愍度事迹含有深刻的哲理，“伧僧旧义”乃大节所在。也许可以这样演绎，“立义”（指支愍度所创之新义“心无义”）属于治学，“救饥”属于治生，是否“负如来”则属于治心了。三者以治心为本，构成了一个实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方程式，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第65页）
陈先生一生命途多舛，遭逢世变、家变、病变之打击，然而，任由世事沧桑，环境变幻，始终保持其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在学术上则坚持求真务实之宗旨，以不“负如来”为安身立命之大节：
寅恪先生一贯厌恶“阿世”派，曾多次引述东晋伧道人对支愍度的寄语：“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援释入儒，是有针对性的。很明显，在这个值得深长思之的僧徒旧话里，救饥属于治生，立义属于治学，是否负如来则属于治心了。……直到晚年，陈寅恪仍念念不忘“守伧僧之旧义”，表明脱俗求真是他的终生追求。可惜，这个在陈寅恪诗文中反复出现的“支愍度话题”，尽管意蕴宏深，却不入时人眼，似乎已被忘却了。
治心为治学之本。善于治心的人，才能在忧患中奋进。（第5页）
我想，这个事关治学之本却难入“时人”之眼的话题，经蔡先生提示，定能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共鸣。
结语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佛门的戒、定、慧“三学”，佛门视此三者为鼎之三足，车之三轮，缺一不可。佛门先贤论曰：“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定）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11）非戒不能入定，非定不能生慧，非慧则无以断疑惑、出苦海。将之比附于学界：无戒则心不能定；无定则性情浮燥；浮燥则心为利转，智慧淹没；智慧淹没则“求真”落空，“发覆”无由。当前的学术界，不能说无戒（规范），然要么是戒而不全，要么是戒而不当。戒而不全则漏洞百出，给钻营之徒以可乘之机；戒而不当则束缚“拙者“，纵容“巧者”。如此则急功近利之作，求全求大之书充斥坊间书肆。“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第33页）遂成风尚。
蔡先生在谈论学术著作时常说：出版不等于传世，传世不等于传诵，传诵不等于不朽。其著书立说乃以“立言不朽”为最高境界，并常引莱辛“一本大书，就是一宗罪”之名言以为座右铭。因此，他撰文著书，向不求全求大，宁愿微言一克，决不废话一吨。《仰望》一书是如此（不足14万字），其他著述莫不是如此，他曾谦逊地说“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见氏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引言》）其行世著作没有时下动辄数十万、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是十几万二十万字的“袖珍”型著作。然而，简而不略，发人深省，下笔为文，虽惜墨如金而又文采飞扬，铿锵可诵，读者读完此书，当会深有同感。蔡先生何以能臻于此境，从其“稿竟说偈”或可窥见一、二
五十年前，史学新兵。
如今何物，康乐园丁。
有意求法，无术传经。
心归定处，拾穗榕荫。
坐冷板凳，娱乐升平。
通读全书而读此偈，可知偈中“有意求法”是真，“无术传经”乃谦。作者撰此书之意，实欲上求法于前辈大师，下传经与晚生后学：“心归定处”、“坐冷板凳”盖为求真知、治实学之不二法门。
2004年3月12日修改完毕
（此文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