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和学术正日益吸引大众的眼球而成为焦点问题，不时可以听到针对学者的质疑声音。曾几何时，我也产生过类似念头，可随着自己参与这一行当的时间延长，愈发感觉到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体制，而非学者。
正如我们的一个常识，如果受某一项制度约束的人中多数长期都在违反该制度，那么说明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形在我国当前几乎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学界一般称之为转轨时期的特殊现象。拿到学术上来，大概许多人有这种经历，到书店买一本书或去图书馆借一本书，粗制滥造的东西比比皆是。到学术期刊上就一个主题找几篇文章，发现多半是大同小异，有的根本上就是直接抄袭，一些所谓高层次的学术期刊登出来的作品也没看出就高在何处。大家都在谈论学术腐败，谈论学风浮躁。再加上在其他方面揪出了几个不好的典型，一时间仿佛学者就成了众矢之的，许多业内人士也挺身而出直陈学界的种种不良风气（说挺身而出是因为言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具体细节毋庸再说）。可当这些风波之后，再来看我们的学界时，似乎依然一切如故，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严重了。许多人在问，中国的学术到底怎么了，学者到底怎么了？在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质量下滑背后，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投机之风得以盛行呢？
我并非要为这个群体辩解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可辩解的）。只是把视角停留在他们的位置上，通过分析作为个人的学者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必然进行的行为选择，试图理清思路，以寻找前面所提问题的合理解答。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学者是人，而且多数是和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七情六欲。因此，我们对学者的要求与对其他百姓的要求不应当存在任何差别。有的人或许要问，那为什么学者比一般百姓的社会地位更高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学者对社会的贡献在整体上比一般的百姓也要多。我们的普通经验也可以知道，虽然高校里的学者每年的正常假期比一般工作人员要多，可是他们的寿命和健康状况都比社会平均水平要低，他们工作时的精力投入强度比一般人要大；另外，实际上学者的工作、休假界限往往是模糊的，许多学者一年都难得有几天完全放下自己的研究，这也就是说学者对工作的精力投入在整体上起码不低于一般百姓（这一点前些时间媒体上有专门的讨论和调查）。而另一方面，学者的遴选比一般社会职业要严格，也即他们在整体上比一般百姓的素质要高，因此工作质量整体上要高于一般百姓。综合这两方面因素，学者对社会的贡献整体上高于一般公众，所以得到了比一般公众更高的回报。（这里的分析是也许不全面的，因为这不涉及本文主题，因此只作此简短分析。）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当前国内学者身处的环境，分析作为普通人的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整体学术投入和水平的影响：
1、在我国，学术的独立性比较欠缺。出于种种原因，国家对学术研究实施了引导和控制的政策。学者的研究要受制于政治，与当前政治需要不符的课题不能研究；而未能紧跟当前政治潮流的课题虽然可以研究，但在获得经费支持以及出版方面都会遇到较大困难。这实际上使学者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受到较大约束，同时也对研究成果的表述和发表形成一定约束。虽然这种约束在我国以外的地方也会遇到，但显然没有我国这么强。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学者的专长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整体上的研究水平会下降；同时部分较好的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及时发表，影响社会可见的整体学术水平。
2、当前，对学术和学者的评价权主要掌控在具有浓烈行政管理色彩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手中。我国学校内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都是参照行政机关的相应级别来进行的。而事实上的学校管理层与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员流通也强化了这一点。这样，其内部机构运行及工作人员的工作激励必定会带上浓厚的行政色彩。而我国行政机关的通病也必然会同时在学校孳生。最显著的有两点，一是工作动机的政治性，二是面对被管理对象的强势性。在这两点因素的制约下，必然的结果是对学术和学者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即会较多地服从该机构、或者对该机构具有掌控权的个人的政治需要；同时，与权力（其实当前条件下的这种权力整体上是向绝对权力倾斜的）相伴随的寻租活动在所避免。这样，无论评价过程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操作的，评价的学术纯度必然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就是，学者获得的评价与其学术贡献的联系被削弱了，一些非学术因素在所获评价中的作用上升。这样引起的反应必然是，为获取较高的评价，学者不得不把精力或其他资源部分转向非学术环节。如此以来，学术水平怎能不打折扣？
3、当前的学术产品市场极不成熟，具有浓厚的行政垄断性。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可以透视出一个基本理念：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一般认为，在竞争的市场上，如果信息的分布比较合理的话，资源配置会具有较高的效率。我们把通过一定载体表现出来的学术成果理解为一种产品，那么在一个成熟的学术产品市场上，会存在产品供应者的合理竞争，学术产品质量因此会得到提高。而在我国，起码就国有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而言，有效的市场并没有形成。分析如下：
市场是由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在我国的学术产品市场中，供给方是分散在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本文分析的是学者对学术投入的选择问题，因而暂且不考虑法律意义上的单位供应者，而只考虑实质意义上的学者个人供应者），而需求方情况要复杂的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这一分析把各种学术期刊分别归入掌管它们的部门之内）：一是政府及其子部门（包括国有高校），这类部门从理论上而言需要的应当是那些正外部性较大，内化成本较高的学术产品；二是企业，它们为了获取利润而需要学术产品；三是各类基金会，一般由民间资金形成，为公益目的资助学术研究；四是读者及相关组织，包括其他研究人员、图书馆以及学生等，这个群体是购买表现学术成果的书籍的主体。对于这几部分，第一部分具有强势政治的特征，目前而言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使学者向非学术投资的激励（如前所述）。第二部分还很薄弱，其原因主要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仍处于成长过程之中，整体而言的国有高校和科研单位与市场联系一直以来比较弱（若干年来国家推行的改制可能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实效，此处只作宏观表述）。第三部分非常弱小，政治、经济两方面原因都有，主要问题在于国内经济还不够发达，个人捐赠的财源和激励（包括制度造成的激励）都不足，另外一直以来的体制对基金的形成激励也明显不足。第四部分，学术著作的读者。这些读者中，对一般著作的购买是完全自由的，有助于形成学者之间的竞争；但其中销量巨大的教材多半是不自由的，主要是学校之间存在分割，其具体形态纷繁复杂，不在此一一列举。可以说，在第四类需求方中真正对学者的学术竞争形成有效激励的，主要是学术著作的读者购买人群（教材除外）。但由于出版权被垄断性地掌控于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手中，出于与前述情况相同的原因，那部分由读者组成的学术产品需求方对学者间学术竞争的贡献又被削弱了。这样，我国的学术产品市场实际上是个怪胎。其怪就怪具有控制地位的“需求方”缺乏关心学术产品质量的激励（委托-代理人机会主义 + 我国的权力运行机制）。其后果是什么呢？显然，供应方也没有关心产品质量的激励。因为质量好坏基本不影响需求量和价格，但质量好坏与生产成本肯定呈正相关，哪个供应商会去生产优质产品呢（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情形下，学术水平的整体性滑坡似乎难以避免。
实际上，上面三部分的论述是相互支持的，并不能清楚地分开。但其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一个普通的学者不大可能很认真地对待学术。当然，这种结论有一个重要前提交待，即“普通”的学者，因为他们的需要和普通百姓差不多。有部分学者有特殊性，他们与普通老百姓在某些方面不一样，因此这个结论对他们不适用，他们的情况是本文前面部分分析结论的例外。一般说来，这些例外的学者起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他们对学术具有特殊的爱好或者对社会有特别强烈的关注热情(也可以把后半句的关注热情归入到前面的特殊爱好中去)；其二他们已经具备较好的经济条件，足以应付一般生活需要。在一些更为稀少的特殊情形中，第二个基本条件也可以忽略。这些特殊学者在不图任何回报的情形下，醉心于学术研究，把自己拥有的学术资源（时间、物质、精力等）倾注在学术研究上，他们的学术成果其质量和水平都因此得到相当的保证。他们是知识分子乃至社会的栋梁，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显然无法替代全部知识分子的工作??尤其在知识爆炸的今天！
诚然，本文的分析会存在许多缺陷和疏漏，事实上我也忽略了许多同样比较重要的因素，比如社会文化等。但我想，就整体而言，本文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有一句政法人皆知的名言，是邓小平先生说过的话??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也可以为佐证。
我以前的师兄，云南大学的启良博士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曾有这么一句开场白：怀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深忧虑……，我当时很受感动，这种感动保存至今。虽然自己学识浅薄，也未敢忘却关注这个社会及皆可为我师的同仁，未敢不去思考。尽管多有不足之处，仍希望它能有益于大家对中国学术未来的进一步思考。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04级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魏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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