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理想的大学
[日期： 03/17/08 ] 来源： 《南方周末》2008.3.6   作者： 冯象 [字体：大 中 小]  

一

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子？星期天突然想到。

星期天早晨，有我最喜欢的NPR(全美公共电台)主持人丽安·汉森的节目。吃完早饭，举哑铃的时候，丽安就笑盈盈地请来顶呱呱的 Puzzle Master 谜语大王威尔·肖茨，让我猜十五分钟字谜。

威尔是当得上一个“顶”字的。据维基百科介绍，他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谜语学”(enigmatology)学位，前无古人——但愿别后无来者！威尔的故事，得从一九七四年他进印地安纳大学(简称印大)讲起。在纪录片《字戏》里，威尔回忆了那段峥嵘岁月。印大有一条了不起的规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专业方向不限，只消满足基础课及学分要求。威尔从小爱猜谜，就试着提交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教授们大吃一惊，将他叫到办公室问话。他把“学术意义”振振有辞说了一通，居然批准了！于是，威尔按照自己的规划，念完谜语学课程(历史与文学为主)，写出西方谜语史的论文，戴上了学士帽。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因为，接着他考取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三年后获法律博士学位(JD)，也未受律师楼的“诱惑”而改变志向。他没去考律师，却进了一家杂志社编写字谜，开始了艰巨而辉煌的谜语编辑与创作生涯。今天，他执掌着《纽约时报》的纵横填空字谜和NPR周日字谜节目，这一双谜语娱乐业的高峰；家藏两万种古今谜语文献，包括十六世纪珍本；还创办了全美字谜大赛和万国谜语锦标赛，担任世界各地的谜语赛事的主席、评委或特邀顾问。

这一切，都始于那条充满信任又赋予责任的学位课程规定：美国少了一名律师，成全一位天才，为我们——从地铁里的上班族到公园长椅上的休闲客，从歌星球星到白宫主人，所有不时埋头在字谜里的男男女女——带来无穷的挑战和乐趣。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二

不知是家境贫寒还是因病辍学，黛文没能上大学。后来结婚成家，攒了点钱，才下决心，去哈佛的社区成人教育夜校报了名。那是十六年前的事。

黛文选了英文专业，她的兴趣爱好。有一门书籍史，是侯敦(珍本善本)图书馆主任司托达先生的课。开始她有些犹豫，怕内容深，考不过。可是司先生把古书行当讲得神了，黛文在今年一月号《哈佛杂志》上说，尽是浪漫传奇似的故事！她一头钻进侯敦图书馆，在司先生的指导下，学会了修复古书。慢慢的，又摸清了古书市场的门道。一不做二不休，她借了八千美元做启动资本，拉上丈夫一块儿四处觅古书。终于，在哈佛附近开了一爿夫妻小店，专营十八世纪以前的古书。现在，这家松木地板、飘逸着羊皮纸同浆糊清香的书屋，已经誉满全球：出版古书目录达三十余种，客户包括欧美各大图书馆和收藏家。不过，黛文最自豪的，还是买到一册破旧的英国史，扉页带一个印记“Bibiothecae Harv; Lib; 1709 20;1;8”。原来是哈佛图书馆一七六四年大火的劫余，当时被人借出而存世的孤本：黛文替哈佛找回来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入藏侯敦。

侯敦图书馆从前我常去，听老馆长邦德先生讲中世纪抄本与早期印刷版本。那是邦先生一九八六年退休前最后一次开课，我的导师班生先生嘱咐，邦先生的古书学问尤其鉴定抄本残卷和手稿笔迹的本领没人赶得上，一定不可错过。其时司先生是老馆长的助手，尚在中年，留一部黑白相间的美髯。每节课所用古书，由他放在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上推来书房。然后就恭恭敬敬地立于邦先生身后，从不插话。邦先生讲到哪一本，他便从书架上取下，让我们轮流过目。邦先生自己不看，也无讲稿，只是兴致勃勃一路说去，版本源流、历代著录、皮纸笔墨等等；书，都在他脑子里。

邦先生是哈佛的语言史博士，古典语文之外，还研究文艺复兴与十八世纪文学。关于邦先生有个出名的故事：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个学者斯玛特(Christopher Smart, 1722~1771)，才高八斗，译过大卫王《诗篇》和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后来不幸患了宗教癫狂，老在大街上跪着祈祷。结果被送进疯人院，同一只猫儿作伴。关了七年出院，却又因欠债收监，死在牢里。留下一沓凌乱的手稿片断，至一九三九年，方才整理发表，题为《欢愉在羔羊》(Jubilate Agno)，学界轰动一时。可是好些段落十分费解，仿佛密码，无人能释读。邦先生二战期间投笔从戎，曾破译日军密码。复员后到侯敦工作，见了《羔羊》的手稿，便有心破译。一天，他半夜醒来，忽然灵感降临：会不会是原稿曾经折叠，破损了导致片断的顺序错乱？他在脑海里“逆向工程”复原……果然，将片断重新“叠”过，原先密码似的文句就一一对上，意思就通了！而且，字字合着节拍，那么热烈，竟是一首祈祷般的献在上帝面前的长诗(B片断，695行以下)：

因我要细细思量我的猫咪杰弗利
因他是永生上帝的仆人在尽职在天天侍奉
因他一见上帝的荣耀照亮东方就礼拜用他的方式
因他那个样子以优雅的极快把身子围绕七次
……
因他懂得上帝乃他的救主
因没有什么比他静静卧着更加甜美
因没有什么比行动中他的生命更加活泼
因他是主的穷人是呀从来仁爱就这么唤他——
　　　　可怜的杰弗利可怜的杰弗利！耗子咬了你的脖子……

我想，黛文在司先生课上听的“浪漫传奇”，肯定有老馆长寻访古书、破译残卷的故事。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三

读者有心或许会问：那些都是美国的故事，中国呢？偌大的国家，可有一间理想的大学，书上描绘的西南联大不算？

有的。星期天早晨，威尔由丽安搭档，拿字谜把影星汤姆•汉克斯绕得团团转的当儿，我的思绪从印大和哈佛夜校，飞向我的母校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大本部)。

如果放在时下流行的大学排行榜上打分，三十年前的昆明师院，绝对只有垫底的份，离媒体宣传的“一流大学”指标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她有三样排行榜容纳不了的宝贵价值：自由、宽容、关爱学生。

因为自由，我们班二十一个老知青，“政治面貌”清一色的群众，一入学就“造反”。闹到省政府，闹到教育部，直至发文推翻高考录取截留中学英语教师的“土政策”，把我们从两年制“专修班”恢复为四年本科。因为宽容，我们可以要求(没错，是要求，不是请求)学校掉换政治教员，聘任一位没有大学学历但精通国际共运和党史的“社会青年”刘老师，给我们讲授党史。英语口语，则聘请了缅共老战士、归国华侨郑老师，也是无大学学历的“草莽俊杰”。因为班主任木文典老师与系主任刘钦先生的关心爱护，我得以豁免专业课，“吃小灶”参加刘先生和外教给青年教师开的英美文学精读。

回想起来，那时的昆明师院确是理想的学习环境。教师是“老中青三结合”的梯队，没有评估没有“工程”，自然也无人抄袭、无人交版面费炮制“核心期刊”论文、无人骗取基金塞腰包里当学生的老板。全都一心扑在教学上，认真备课上课，随时可以请教。刘先生本人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尤善作品分析，每一个词每一句话，皆广征博引举例阐释，是新批评派的路子。校园不大，守着几处西南联大的遗迹，烈士墓、纪念碑，让我们一边景仰先贤，一边散步读书。学生不多，互相认识，经常合作，例如与中文系同学一起办报。图书馆藏书不丰，但有联大留下的部分旧藏。除了伙食欠佳，猪肉鸡蛋仍定量供应，不及现在；其他哪一方面，如今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即便租到个诺贝尔奖，能够相比？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是在一九八三年。他出差来北京，我陪他去会李赋宁先生。商洽什么公事忘了，只记得他们谈得投缘的笑容，以及走在未名湖畔，他那高高的颧骨上冬日的一抹余辉。刘先生去世得早，没见着九十年代大学的蜕变。不然，当歪风压倒理想之日，“主的穷人”“可怜的杰弗利”被一只只硕鼠咬住脖子，真不知他会多么痛心。

二〇〇八年二月于铁盆斋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3-22 11:57 AM 编辑 ]

斯玛特(Christopher Smart)：《欢愉在羔羊》(Jubilate Agno)，William Bond校注，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4。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3-22 11:57 AM 编辑 ]

转自：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667&cid=109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3-22 11:57 AM 编辑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精神的根
[日期： 03/14/08 ] 来源： 政工研究动态   作者： 蔡文鹏 [字体：大 中 小]  

    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如果“不知根”，则可能“植错根”，更可能会“育坏根”。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首先必须自觉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不断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从而呈现出中国气派。

　　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支柱和灵魂，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所大学拥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对大学来说不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大学魅力之所在，更是大学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同时，它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成长过程和人生轨迹。有人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对于中国大学的当下状态，有学者曾直言：“最要命的问题是：精神萎缩，大学失魂。”虽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是，这说明在大学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是大学人面临的重大、紧迫课题。在此过程中，有人认为，既然中国的现代大学属典型的“舶来品”，既然20世纪初我国大学“成功地移植”了西方大学精神，那么解决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危机”，就应该完全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精神。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偏颇、错误的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大学甘阳教授曾指出，现在中国大学的问题在于不清楚自己的文化之根在哪里，又没有学到西方大学的根本之道，即其大学的生命力在于自觉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可以说，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如果“不知根”，则可能“植错根”，更可能会“育坏根”。本文认为，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首先必须自觉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不断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从而呈现出中国气派。

　　孕育于传统文化之中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大学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展现大学自身的气质、品位与整体的精神风貌。从本质上来讲，它是学校办学理念、育人方针、学术追求、管理模式的哲学抽象。作为哲学层面的大学精神，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人们能够从一所大学的精神中，清晰地看到它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价值取向，感受到它的理性光芒；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精神是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凝聚、发展而形成的，是特定群体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的自然结果。从一所大学的精神中可以看到学校的历史足迹与现实追求，感受到它与时俱进的精神脉搏；从文化的角度看，大学精神是“大学人”进行科学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基于自身价值追求、行为方式、行为准则的文化成果。中国大学精神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深厚的根基是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学是在文化基础上生成的，同时作为文明体系的丰富的文化需要且只能由大学来传承、创新。简要考察我国大学的传统文化，虽然我国近、现代大学体制来源于西方，但它移植生长在中国这块历史的土壤中。因此它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国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先秦时期，经典名著《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求一个“大人”首先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使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然后要推己及人，帮助、教育他人，使之去其旧污，做一个新民，进而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服务和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努力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自汉代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当时我国的传统大学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太学等；二是由民间学术大师主持的书院，比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等，他们奉行的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在培养儒家文化中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维护我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从先秦算起，中国大学的历史，应该有两千五百多年，并在此过程中孕育、传承着独特的大学精神。

　　发展于中西文化交融中

　　综观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史，充分显示出大学在对不同背景文化的选择、融合、批判过程中对儒家优秀文化的弘扬。以对大学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学校长为例，近代中国大学集中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优秀大学校长。作为士子，他们所受到的是较完善的传统教育；同时，这些士子大多又都曾留学国外。近50位著名的高校校长，其中43位是留学生，其他7位，有2位曾出国考察过教育，2位毕业于教会大学，另3位间接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长期的浸染润泽，他们受西方大学精神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在塑造与培育中国大学精神方面，他们自觉根植于儒家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兼及大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兼及大学的“知性取向”和“德性取向”。试举三例：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奠定了“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并在其亲自制定的《大学令》中确立了“教授高深学术”和以文理两科为大学基础的宗旨以及“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在对待外国思想文化方面，蔡元培强调一要“择善”，二要“消化”，三要“能保我性”，四要“更进之发明”。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出国留学，但反对留学的结果是“捐弃其我”，“同化于外人”。他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同时，蔡先生认同的文明之根在中国，他曾表示“在古代中国，文明之根一直没有停止过它的生长……”可以说，北大精神是以中国文明为根基，容纳古今中外诸多思潮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进行创新的精神结晶。

　　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校长曾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这表明，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精神也可以模仿、照搬；同时，也暗含了中国大学精神并非来源于西方。在《大学一解》中，他阐发了一种新型的大学理念。这是一种中国化的大学理念，它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大学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理念的提出，有赖于如下几个条件：重新研讨西方大学精神的根源，结合了中国大学的办学实践，大学理念的文化自觉与理论提炼，理论提炼与经典文献（《大学》与《论语》）的诠释相结合，从而为大学理念的中国化探索了一条新路。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确立了“求是”和“牺牲精神”的大学精神。1938年11月19日，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并决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校训确立前，竺可桢演讲时，回顾了浙大的历史沿革并提出：“……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到现在可说已经有了43年的历史。到如今‘求是’已定为我们的校训。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国的往史，不乏这样例子，最近的就是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他还曾表示：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

　　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精神与西方大学精神或理念是相互联系的，与当时世界的潮流也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当时的大学精神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完全西方化的大学精神”，而是根植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保持了与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价值观的稳定与连贯。

　　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很注重保护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曾明确表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从本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美国的大学应该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传统，“而不能从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移植过来”。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认为：“耶鲁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它的历史传统。作为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学校，它一方面在新文化中寻找自我调整的变化，却同时也极力保存着长期岁月的漫长积累。不管它多么重视现代潮流的发展，但它绝不会忽视原有的古典传统。”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大学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能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和价值继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正是凭借这种新旧结合的变革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散发着独特的精神魅力。

　　知根、植根、育根，建立面向未来的大学精神

　　著名学者涂又光先生曾经积极倡导：我国大学应该是a university of China（中国的大学）而非a university in China（在中国的大学）。从本质上而言，涂老这句话也表达了建设中国自己的大学精神鲜明态度。在西方国家大学精神引领下的中国大学，只能是a university in China，而绝非a university of China，而且会导致中国大学迷失方向。借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塑造与培育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就要“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并且真正了解西方一流大学的文化之根，以做好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与扬弃，在“知根”的基础上，“植好根”并以发展的眼光“育好根”，使21世纪的中国大学精神更加凸显人文关怀、更加凸显科学理性、更加凸显文化自觉、更加凸显卓越意识、更加凸显开放包容。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3-22 11:58 AM 编辑 ]

香港大学：中国的大学像大车店——甘阳访谈
[日期： 09/03/06 ]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 甘阳 [字体：大 中 小]  

    和上世纪80年代的那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一样，甘阳的名字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在初秋的炎热之中，记者找到了这位当年青年人心中的偶像。
   
    甘阳，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荣誉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和西方思想史研究，近年致力推动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曾于2005年主持召开“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论文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
    读书报：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中国的大学教育，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您最近谈到中国大学教育，有很多思想，也从操作层面提出了许多很高明的对策，但我总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整个教育，不完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教育要如何改革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如何改革的问题。您觉得是这样吗？

    甘阳：现实当然很容易让人灰心，但不能太灰心。而应该有信心。中国的事情还是要一点点来。中国现在毕竟处在一个历史上很难得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点，还是应该有正面的认识。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整个90年代一直在美国和中国香港──我觉得，从外面看中国，和从里面看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在里面，你会觉得问题很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从外面看，中国这些年不得了，进步非常大。我觉得这两个看法都有片面性，应该综合一下。其实中国的进步是不能否认的。当然这种快速的进步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贫困地区的学生上学难，社会不公，腐败，等等，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大家都提出这些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就意味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

    读书报：80年代，您与同道组织编辑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这些80年代上大学的一代人，可以说是读着这些书长大的。20年后，您本人再回头看，怎么评价这些书、这些事呢？或者换个角度，您怎么看“八十年代”？

    甘阳：评价“八十年代”，当然需要和这之前的历史相比较。我认为，80年代从总体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思考问题的方法，还有很多术语、概念，都是在 80年代产生的。在80年代初，很多东西还是有禁忌的，这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翻译一本书都要写公式化的“译者前言”，要用一套教条主义的党八股理论对所翻译的书进行一番批判，不伦不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老搔不到痒处”──“隔靴搔痒”嘛，这个东西很难受。现在你再看70年代的东西，甚至80年代初的东西，你会发现语言看不下去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个80年代逐渐改变了这套八股语言。8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新的“语言”进来，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第二，对西方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了从前的教条，可以从事比较名符其实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影响是很难估量的。所以，80年代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读书报：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和80年代的青年又有很大不同，似乎没有对社会国家的关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甘阳：目前比较突出的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安全感。尤其最近两年，年轻人刚毕业，找个工作很难；即使找到工作，住房又是个大问题，如果租房，房租很贵，如果买房，就被套住。生活上的这种压力很大，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大学生不如以前值钱。这样当然会反过来影响到大学生在校时的心态，在校学生不安心读书的问题变得很严重。

    读书报：事实上我们的大学本身也有许多地方对在校生有很大影响，比较我们的教育和管理有很多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向西方学习一些东西？

    甘阳：我们学习人家，往往没有把好的东西学过来。我到每一所大学都要讲，美国为什么把商学院和法学院放到本科教育之后？因为这会对大学的风气产生非常大的不同影响。因为这两个学科，都和毕业之后的报酬比较高的职业联系在一起。人要挣钱，这是正当的。问题是，挣钱的人应该有一定的道德人格，大学教育的最初两年，主要是一个人格的教育，它是通过人文教育来塑造学生的健全的人格。把商学院和法学院放到本科教育之后，就比较有利于本科生的人文教育和人格培养。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呢？这个教育过程基本没有。这些是需要而且可以纠正的。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认识到这个问题。

    读书报：近两年，您在不同场合，都反复强调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不是也是从对学生的人格的培养、人的成长角度出发的？

    甘阳：我强调通识教育，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教育的问题。大学一二年级很关键，通识教育，重点应该放在大学的一二年级，而且主要应该是人文教育。我认为应该让学生在这段时期与社会相对隔离，可以安心读书。现在我们的大学像大车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老板富豪的车在大学里面开进开出的，大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大学应该是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现在有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但他们的子女往往发现，在美国读大学简直闷死，因为美国很多好的大学都在很偏僻的地方，根本没有地方玩，而且对学生管理严格，每天上网时间都限制。为什么人家就可以管呢？因为人家知道，小孩子需要教育，需要管理，不能随他自由发展。否则这个社会诱惑很多，小孩子不可能有身心健康的发展。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学的东西。

    读书报：您觉得现实的许多问题，主要是最近这些年造成的，还是因为有更深更长的历史原因？

    甘阳：我觉得90年代很值得检讨。我现在不是很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一说什么问题就说到“文革”啦、“反右”啦，其实现在的问题很多是这些年的事情，并不都是以前造成的。我认为中国人在80年代面临的问题，和在90年代面临的问题，实际非常不同。80年代中国人主要是要反省自己以前的错误，但90年代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更多是要设想一个新的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而这方面的想象中，出现了许多幼稚的看法说法，特别是经济学界的一些说法，包括 “腐败有理”论这些，这些都在助长道德的败坏，而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日益恶化，社会冲突变得严重。

    读书报：社会规范、道德规范也被打破了，这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甘阳：是这样。实际上，和知识分子不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方式并不都是解放以后才形成的，而是很长时间的传统形成的，这些基本行为方式在普通百姓中甚至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摧毁。中国现在的老人，做人做事大多仍都有个规矩，而越是年轻的人，越没有规矩。这套做人基本道理的真正被破坏，我觉得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经济”对它的摧毁，比以前的运动还要厉害。余华的小说《兄弟》大概就是想讲这个，文革时代还有“兄弟”，而90年代以后，“兄弟”这种人际关系都没有了，一切都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动物关系。许多媒体这些年老是宣传什么丛林法则等，好像市场经济完全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在其实最需要建立一个行为规范，这不是光靠批判以前的文革什么的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正面去建设。

    读书报：但现实会告诉学生许多与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不一样的事情。如何解决，毕竟是个难题。

    甘阳：在经济大转型时期，道德的混乱都是难免的，美国、英国当年都是如此。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现在的学生、老师、干部、商人全都已经很糟糕了，不能这么看。人心里都有向善的一面，问题是如何使人心的这一面能够表现出来，现在的问题是人的好的这一面往往没法表现。

    近年媒体倒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比较有平民主义倾向。但光是主张平民主义也是不够的。需要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精英，有非常高的自我意识的社会精英，这些人在道德上、人品上、观念上、能力上，都能负得起责任。

    读书报：您认为在现在的中国，像您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社会精英吗？

    甘阳：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就是50年代出生的，还是有点中国士大夫的传统。80年代或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最后余光。因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组织管一切。80年代以后，文化开始有了较大的民间的发展，直到90年代经济主义淹没一切。不过不论现实如何让人灰心，还是有人在做事。关键是有人来做，而不是光在那里发牢骚。我认识很多大学教授和校长等，都是很好的人，大家都在认真地做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希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家可以共同努力来做。哪怕你只做成一分，也是好的。为什么我说还有希望？你比如说北京，有很多学生自发地组织的读书班，大家在一起读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有。这就是说，好人会聚起来。从学生总数来说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人往往是最好的学生，他们对其他学生会有示范效应。这样慢慢地，像滚雪球一样，就会越来越多。北大，清华，这样的学生相当多。

    读书报：您觉得台湾的“民主”，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甘阳：Nothing。坦白说，台湾的“民主”的启示就是，这样的民主不能搞。它的效应很糟糕。台湾这种劣质民主实际是民主包装下的恶质政治，而且是近年来从东欧到拉美相当普遍的状况，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这种劣质民主的实质是，政治人物借助大众媒体专门以制造仇恨，扩大社会分裂来达到拉选票的目的，甚至不惜引发种族暴动与内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最近在《读书》第7期有文章专门分析这些问题，很值得大家看。

[ 本帖最后由 风道子 于 2008-3-22 12:01 PM 编辑 ]

在郑州见了一面,读了你的大作,你比我们当时读书是要强很多,加油吧,师妹!
对于你的文章,觉得文笔很好,文采飞扬.做到这一点很不错!

中国大学不是“像官场”而是就是官场
[日期： 10/16/07 ] 来源： 中国网   作者： 于立生 [字体：大 中 小]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10月11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莅临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据10月12日《新快报》报道）

　　陈平原说：“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并非新见，当年“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曾对邀其担任所长的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刻退后作揖；陈平原称：“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也不够直截，中国大学不是“像官场”，而是本来就是官场！

　　如不然，何来“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之行政标签？如不然，何来“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之怪诞现状？当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纵拒不了蒋介石 “训话”于门外，亦可不安排“欢迎如仪”，——声称：“大学不是衙门！”；当年清华可以出学生“三赶校长”之壮举，而今哪来此等事？哪一个大学校长，不是一纸行政命令，高来高去？何干师生半点事？

　　陈平原称：“大学学人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说的很对！仿而言之：大学亦应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特质，亦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学生自治……，亦即当年蔡元培所循“世界大学通例”！而观乎今日之大学，各种资源为权柄在握者把持，甚至有大学行政人员多过教职员工，教授也要仰行政人员鼻息行事，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何谈“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前据１０月９日《新京报》报道：”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学后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校方称，此举可以防止新生沉迷电子游戏。”，一副行政管理思维，视学生自立尚且不能，大一成高四，更何谈“学生自治”？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邓小平提出此语迄今已三十年矣！我在一篇旧文中曾写到：“只有做到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尊重。……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 《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 ，2005年9月21日《新京报》），而今日之大学中，本应为大学主体的教师、学生，却成附庸，却为“圈养”，这样的大学，如何不是官场？！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8-3-22 12:03 PM 编辑 ]

比较从共时性和历时性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从你的比较中好象只有共时,所以局限性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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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十分"不幸",是一个真爱学问与真做学问的人.但自身尚浅薄,望各位多多批评!

[ 本帖最后由 上善若水 于 2007-10-12 08:21 PM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