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学术的“等级”
世界上有一种理论告诉我们:天赋人权，人生来是平等的。但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却是灰色的。现实世界中，等级无处不在，人并不平等。在我国，仅社会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五级政府架构，有无数各种级别的党政官员。以“官”为本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也对应着相应的级别。而什么级别的官员享受什么样的待遇都有“红头文件”规定得一清二楚，人人各安其位，不可逾越。甚至连寺庙中那些看破“红尘”的方仗住持们也有相应的级别待遇。有时不禁臆想，如果我们的社会完全取消了等级、人人平等了，会怎样？似乎会更加灾难。可以想象，一个社会没有了等级，就意味着没有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没有了上级与下级的区别，谁也领导不了谁，谁也不买谁的帐，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国将不国”，社会秩序会彻底崩溃。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社会将不可能消灭等级。换句话说，等级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
承认等级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纵容等级的无限扩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等级制传统悠久的国度里，等级制的土壤十分深厚，要特别警惕等级制的无孔不入和过度泛滥，否则，将对社会生活造成危害，影响社会的和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但等级的观念却并未淡化，反而有愈加强化的趋势，以至在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学术领域，等级制竟也大行其道，令人感叹唏嘘。
当然，对学术的等级我们不可一概否定，需要从“人”和“物”两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所谓“人”的层面，是指学者学术职务的等级，如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就是一种学术的等级，博士、硕士、学士也是一种学术的等级。在人类社会尚未实现大同的时代，这样的学术等级与官员的等级一样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所谓“物”的层面，是指学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所谓等级。学术成果的水平有高低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能用等级来加以标示吗？我颇感怀疑。可是在学术界，人们对以等级制的方式来对科研成果的水平做出高下优劣之别却早已习以为常。典型表现大致如下:
一，科研课题分等级。如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地厅级课题等等。课题的级别越高，经费越多，课题承担者得到的好处也越多。于是人人都在千方百计争取高级别的课题，只要课题到手，就名利双收，至于研究结果如何却没有太多人关心，更没人认真分析过课题的级别与其研究结果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否成正比。也许，人们早已把课题的获取结果当成课题的研究结果了，或者说，课题的获取结果远比课题的研究结果重要。
二，学术期刊分等级。如所谓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地级刊物等。如果说，科研课题分等级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那么，学术期刊的所谓级别则完全是民间的约定俗成。据笔者所知，政府从来没有给学术期刊做过等级划分，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在对科研成果或科研人员水平评判时所认定的刊物级别实为子虚乌有。他们通常将办刊单位的级别等同于刊物的级别，如国家部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所属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就被认定为国家级刊物（也称国家知名刊物或高级别刊物等等）。然而，正如科研课题的级别与研究成果的水平不一定成正比一样，论文的水平与刊载论文的刊物级别也不能等量齐观。好论文未必都发表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尤其在目前盛行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情况下，焉知在所谓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多少不是买版面的。而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人事部门却把所谓刊物级别堂而皇之地写入“红头文件”中，迫使一些临时抱佛脚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自己高明或不高明的论作挤进所谓高级别刊物中，为的是达到晋升职称等的“硬件”要求。这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三，科研奖励分等级。也许人们认为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不值大惊小怪。瑞典皇家科学院不是每年都在颁发诺贝尔奖吗？那是世界上公认的层次最高的科学奖励，是多少学者梦寐以求的，中国的学者也不例外。可是，诺贝尔奖的组织者和颁奖者并不是瑞典政府，而是皇家科学院。现今中国也有政出多门的各种科研奖励，有各级政府颁发的奖励，有学术团体的评奖活动，还有一些行业协会组织的大奖赛等。然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科研奖励中，只有盖有政府大印的奖励才会被承认，只是效用因获奖的等级而有异；学术组织或民间团体评出的奖项，承认与否则因单位而异，效用也大打折扣。我不知道外国的官方机构是否也象中国的各级政府喜欢设立并介入各种评奖活动，并且奖励的结果也充满“官本位”色彩。
先辈有言，要面壁十年图破壁。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出真品、出精品。可是，上述种种充满功利色彩的学术诱惑，让几个学人能守得住丹田呢。当五彩缤纷的学术气球飘飘升空的时候，学术的道德水准却每况愈下。
但愿浮躁之风早日偃息，还学术一片洁净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