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是最伟大的物体。正是人的存在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维体现了人的独特性。而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表达的那样，正是对存在的人的执著追求，还人一种存在的权利，给人一种以各种方式存在的可能性，才是对人性的最大爱护，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自从人的屈从意识压服了独立存在的意识，让后者变成一种潜意识的那一刻起，自从人从平等的一群人中寻出并抬起一个高于他的偶像并不断为这个偶像制造谶纬的那一刻起，人就不再成为存在着的独立物了。所追求的必然是所缺少的。作为一种补偿机制的潜意识，也从那一刻起开始了对独立存在的追求。先秦诸子的说诸侯，成己说，最初是众人平等的例证。诸子虽在努力寻找诸侯成为自己学说的支持者，但最终彰显他们地位的还是学说本身的价值和它为他们赢得的名声，而非势力本身。对于诸子来说，游说本身的意义在于宣扬学说，否则也就不会有孔子出走诸国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本就是孔子不让自己屈服于君主的思想的表达。秦汉的大一统铸造千秋霸业也铸造了人们仰视的目光。有了高高在上的君主就需要奴性的哲学来驾御子民。而两汉时期的异化儒学（或许应该说到了两汉儒学才应被称为儒学），将以平等的人为本的儒学抽离掉群体成分，缺失成为统治者及其世系和天之间的个体交流。一个亚神被塑造出来，而其余的人（其中的大多数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就成为了奴性哲学的主体：他们编就理论的网，以框住自己更框住别人。这样只会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思考的本体——人，逐渐僵化，而理论本身也就只是枯死一途了。人的本性创造出了思维，思维可以作为本体的看护者和邻居的角色出现，但两汉奴性哲学的结果却是主体被迫屈从于思维。人制造了理论，把一系列的神性加到一个本与自己同是独立个体的人的身上，最后却发现自己塑造的偶像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思维游走出了本体，附着在奴性哲学的躯壳对着本体偷笑。这也许就是人——特别是生活在两汉有觉醒的人最大的悲哀吧。幸运的是，中国历史的因缘际合造就了一个魏晋。汉末血淋淋的事实撕开了奴性哲学温情脉脉的面纱。高高在上的皇族从云端坠落的现实证伪了“天人合一”。而生灵涂炭的事实又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个人的渺小。如果说前人的意识是在堂而皇之地挑大梁唱大戏的话，那么乱世的人们，心中只能是由恐惧的潜意识来支配了。只是人的真真实实的存在，才能支撑起活下去的信念；也只有这种本质的个体的“我”的存在，才能被自己把握。而其余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深度的潜意识从冰山下角浮起，去挑战意识的本体地位。而这种心理上的改变必然导致新的认识观的形成。不要秩序，不要对集体心理道德的承担，不要统一的思维界定，只要对人的本体的终极关怀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而思想界的先锋文人们必然最先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因此，独立不要，都在生命意识的闪亮中被抛到了一边。人的思想，在游离为本体的对立物后多年之后，又回归了本体。再一次地去看护，去邻近，去倾听。魏晋才子们躁动地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存在着的我的敬意。他们最终殊途同归地以生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正是这种多彩的生存方式以个别中见一般统一于一个根本目的，才成就了一代魏晋风骨。
正是有了乱世，有了纷扰的时局，才有了避世自保的坞堡。而从坞堡中站起来的士族，才有了可以读书思考而不必碌碌衣食的自由。正是在闲暇、惊异、自由齐备的条件下，新的哲学才从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灵魂中渗出。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有了。除了给生存着的自己的本体一个思维的邻居。而这种身份上的优越，既给予了他们护爱生命的特权，让他们可以更美满地体味生存，又给予了他们一个枷锁：他们必须也只能用这种士族身份来保证这种特权。这是一个常见的二律背反：得到某物必然为继续得到此物而对抗失去此物的可能性。当魏晋士人好不容易在历史的空隙中寻找到了一种抚籍来平缓自己长期被压抑的独立人格，来烫熨潜意识中害怕失去存在的本能，却不得不悲哀地让别的非士族集体内的人承担士族人格独立所付出的代价。而这一次，因为受利的对象从个体的君主扩展到一个层面范围的士族，就凸现出了更多的不平等，显现得更为压迫性强。正是体现了一种历史的矛盾：真理常常和非真理伴生。
但无论后人对魏晋风骨的评价如何，他们的“存在”仍然存在于我们的遥想中。那么多偶然才凑得出的一个魏晋风骨，把关于哲学的沉重的思考，变成了清谈场上的一次放松，释放了的辩论，不再以明晰出一个唯一真理为目的（譬如多年前的白虎观之辩）。摆脱了这个既给了它过高荣誉，也给了它过多污辱的目的，辩论又回归了它的本质：只是思考的一种辅助物，而不是奴性哲学的工具，也不是在为欲避还迎的精神一统鸣锣开道。被哲学变得不是思维本体的思维，又回归到了自己本来的颜色。所以，可以辩才性四品，可以辩有无之玄，可以辩圣人无情，只是拒绝经世，拒绝实用性。哲学只以一种形而上学的面目出现。但是，又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出现了：是选择隐逸的行为本身还是选择对隐逸的向往。士族人格独立的意志使整个团体以生命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终极存在方式为最高向往，但向往本身并不能说明隐逸行为的必然性。想而又不能做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特征。意识层次上的理性必然使大多数人认识到维持一个特权阶级和维持自身的特权必然政务缠身并付出政治秩序维系者这一身份的代价。但潜意识中的抑制平衡机制也必然提出回归自然的人文需要。正是这种源于人文存在的要求又使得存在以一种缺失的层面出现。这就是魏晋风骨下潜藏的人格分裂的阴影。但存在着的人们必然会为存在的方式寻找出最好的诠释方式来克服阴影。存在者个人主体的存在就被突出到了一种最大满足甚至唯美到自恋的形式了。气质成为魏晋风骨中最不可捉摸的意韵。对生命的追求也就加入了美学的诗意。可以美仪容，可以享欢乐，可以纵心绪，只要是名士，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要成为一个名士，就必须有一种气质。美化了的存在以一种意境延伸在语言的尽头，而“存在”也因为种种生存活动而存在着。而思维，则看守着生命的本体，没有功利，思只是思，它的存在只是因为它的主体需要它存在。我在故我思，我思故我在，思考附着于存在有彰显存在，只是为了自己的独立主体而不为任何的强制性理论和强权而存在。
该是结束怀想的时候了。对于今人，带着一身风骨的魏晋人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雪泥鸿爪的只是几本古书中凋零的往事，但对于今人，他们又留下了太多太多。只因有了想象的希望：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有过一些什么。而我们正在找寻着他们有过却被我们失落的那些什么。而在这种寻找中，我们只能遗憾地发现，那么多偶然造就的魏晋风骨，已如黄鹳。也许，该是我们从世俗中走出，去寻找失落已久的存在的时候了。最后，引一段荷尔德林的诗来向古去的灵魂致敬。在遥远的年代之后和空间远距之下，仍有西方同样远逝的灵魂可以证明，魏晋人走得并不孤独：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纯无。”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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