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阳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多年之后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这是旨在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避免在世界政治经济强势的前提下文化也趋于一体化的有效举措。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是内涵丰厚、活着的、属于精神层面、看似无形却有形的传统。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在农业文明大背景下的基本状态。一个世纪过后，城市文化更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致于形成了西方专业音乐文化原样引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变异传承、由二者结合生成的所谓“新音乐文化”三分的局面。城市中传统音乐文化失去了以往的文化空间，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相对“传统”的音乐文化主要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
也许有人并不认可城市中传统音乐“变异”的提法，但客观事实就是我们从基础乐理、和声、视唱练耳等基本面上都接受西方式的训练，这是变异的基本条件。我们是否可以将异文化训练的对传统已经很淡漠的人来作为传统文化的“正宗”传承者？
音乐文化的本体中心特征体现在律、调、谱、器；整体上还有承载以上这些本体特征的特定专业人群和长期培养而成的欣赏、审美群体；使用这些音乐形态的场合、文化空间等等，传统音乐文化一定要有活体不间断地传承，形式变、乐曲变，但音乐本体中心特征不可变。如果音乐本体特征产生了变异，那么其传统焉有不变的道理？这种变化过后并非是真正传统的东西对其加以“保护”又有什么意义？
音乐在历史上成为一种独特的沟通人和由人创造出的“精神世界”的工具，换言之，音乐是为一种沟通人神之间桥梁和纽带。如果我们将音乐仅仅作为“艺术”，而忽略了其音乐传统历史上功能性存在，可能会对“音乐文化”的认知造成局限。
音乐文化传统总是以某种样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当然可以抽取其中的主体部分进行传承与保护。但是，这种抽取常常会忽略其共生共存、有依附关系的文化空间，而这种有意无意地忽略恰恰对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传承与保护是致命的。保护传统音乐文化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就是保护传统音乐本身。我们不否认音乐作为艺术的独立性存在，但传统音乐的主体与民间礼俗在当下有着相当程度的依附与共生关系，保护礼俗也就是在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一个“礼”字，许多音乐形态的创造与传承都与礼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当下中国“礼文化”以礼俗的形式而存在，诸如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周年、仪式庆典、祭祖祀神等，乐在其中相辅相成。民间礼俗具有“功利性”或称“功能性”，这也就是我论证《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音乐研究》2005.4）的道理。在礼俗中奏乐是一种职业，满足了传承者基本生存需要才能够更好进行传承，礼俗的存在其实也是这一群体生活需要的保障。
我们曾经在《文艺研究》上撰文论述《当下非主流化生存的传统音乐教育形式》（2005.3），许多民间音乐班社和会社属于体系内传承，其所承载的音乐本体特征基本上保持了既有的面貌，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几项准则说来，最符合条件的莫过于由他们传承的音乐形式和曲目了。要想真正认知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最好就是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他们。
作为中国音乐文化，没有活体传承很难保持既有的样态，然而有活体传承也很难保持不变，但毕竟在没有更多外来因素干扰的前提下会相对完整。对传统音乐形式抽取与剥离式的认知，有着相当得局限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要素，其一是本身具有丰厚内涵并有活体传承，其二是有相当的文化空间，其三是当下有濒危的状态，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减少一些局限。
一种音乐文化事项，如果生存空间被破坏了，那么离消解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也就是不能够“仅仅”将目光聚焦于“艺术”层面的道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条例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文化空间有较高的要求，如果不具备文化空间、生存条件，本体中心特征已经演化，也就无所谓“遗产”、“传统”，撤消其代表作称号是必然的。实际上，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条文还是我国即将为非物质遗产出台的法规，最为要者应是提高全社会对传统的认知能力和保护意识。在不断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关键的问题在于培养尊重传统的意识与观念，没有传统和有传统而随意抛弃都是可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理念毕竟还是“新的”，提高对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能力并有深层次地把握并非易事，笔者在参加一些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论证时感到，实际上大家对许多基本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是十分模糊和不到位的，只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和深层次把握能力的提高，廓清主体与整体的关系，才谈得上有真正意义的保护。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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